赵谦益
如果你今天第一次见到我的岳父谢直先生，从他雪鬓霜鬟皓发朱颜里，你大概想象不出他那曾经血气方刚风华正茂的少帅将军形象。可从他犀利深邃的眼神和宏亮深沉的音质中，你一定仍然可以感受到凝聚在谢直身上的那种大将风度的强烈气场。他纹丝不动地坐在轮椅上，会一直注视着你，目光如炬。间或，也会对你只言片语，声响似钟。站在他面前，你不禁会对将军谢直由衷地肃然起敬。
岳父谢直先生，原名谢增勋。重庆江津人，1917年生于金刚沱一个富裕的乡绅家庭。巴山蜀水地灵人杰，造就了一代岳父将军。民国末期国民革命军的将军，新中国初期人民解放军的将领。作为军人，谢直当然打过仗，也流过血负过伤。从少校连长任起，经过八年抗日战争血与火的锻炼考验，一直官至少将师长。提起谢直的战斗生涯，不能不说说他在抗战枪林弹雨中生与死的经历。
一
在谢直将军的备忘录里，有这样一则简短纪要：“1940。任营长。在宜昌战。负伤两处。”这是他参加中国抗日战争史上最残酷惨痛的战役之一的“枣宜会战”的记录。那是在1940年的5月和6月。日寇占领武汉的侵略军对中国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军队发动了这场血腥的战役。在枣宜会战枣阳阶段，国民党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殉国。浴血战死的张自忠上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属于反法西斯阵营的五十多个国家中阵亡将士军衔最高的将领，他所表现出的中国抗战精神激发了所有像谢直这样的热血军人的御敌决心和意志。
谢直将军当时任职中央军陈诚系第十八军第十八师直属工兵营中校营长。十八军本是防守陪都重庆的卫戌部队，下辖三个师的兵力，枣宜会战前期仍在重庆北涪及万县一带驻扎。在张自忠牺牲，第五战区左（李宗仁）、右（陈诚）两兵团先后败退，枣阳襄阳宜城荆门荆州相继失守，日军从北到南两面夹击西进，宜昌告急的严重危机下，中国军队最高指挥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批准陈诚之特请，急调重庆卫戌总司令部第十八军（彭善）全军出川作战，保卫宜昌这座作为拱卫陪都的门户的重要城镇。对时任营长的谢直将军来说，除却卫国为军人天职之外，还有保家的责任。因为在他的身后就是家乡和家乡的父老乡亲。年仅24岁的中校工兵营长谢増勋满腔热血摩拳擦掌整装待发，只等一声令下率领全营官兵奔赴前线。
日寇大军压境，宜昌却无战备设防。1940年6月8日深夜，当营长谢直率部随作为十八军先头部队的十八师（罗广文）由重庆从水路赶抵宜昌时，发现城里郊外经1938年和1939年两次长达半年的大轰炸后一片狼籍，既没有守备力量，更没有防御工事，甚至没有最基本的军事设施。而且，第五战区左右两兵团全在汉江西岸沿线布防，志在阻敌于汉水之东。而宜昌在军事上几乎是再版空城计，就连东邻远安当阳枝江一线也几乎没有设防。但是当日军突破汉水防线快速纵深西进时，我军各部受创惨重回防不及。抵宜后，十八师师长罗广文立即观察地形连夜部署作战计划：所属第五十二、五十三两团郊外防御，第五十四团城内守卫，直属工兵营谢增勋部城内郊外全面备战。而罗广文的师指挥部，设于宜昌城外镇镜山。两天后的6月10日，第十八军军部及第一九九师接连赶抵宜昌。一九九师迅即被部署于宜昌外围迎敌，而稍早从长沙赶来的第十八军第十一师则已在当阳一带作战。同日，宜昌东部沿线远安、当阳、枝江全部失守，日军三个师团马不停蹄向宜昌疯狂扑来。
敌军兵临城下，军情紧急，作为工兵营长，谢直抵宜当夜即刻指挥所部争分夺秒，修筑防御工事。从郊外前沿阵地，打坑道、挖战壕、埋地雷；到城内后卫巷战，修掩体、筑街垒、设路障，凭两只手、一把锹，用麻包布袋装沙土，全力以赴，作城防战斗准备。谢直后来回忆道，虽然抢修了堑壕、沟垒、背墙、路障等，可是时间太紧任务太重，大多工事过于简陋，有些基本上不堪一击。
残酷血腥的宜昌攻守战爆发了。1940年6月11日拂晓，日军地面部队在铺天盖地的飞机大炮凶猛火力的掩护下，突破宜昌外围仓促应战的第一九九师防线，从东南北三面向宜昌第十八师城防阵地发动全面进攻。日军从中部突破了十八师五十二、三两团的阵地，切断了镇镜山十八师指挥部与宜昌城防守军五十四团的联系。五十四团将士们各自为营，独立作战，对侵略军进行了顽强艰苦的抵抗。第二天上午10时，城下激战一日一夜后，由于寡不敌众弱不胜强，五十四团向城西败退，日军从东面攻破宜昌，骑兵部队先行强闯入城。巷战开始了。英勇的官兵们借助市内建筑或简陋工事对日军进行还击，子弹打完了就拼刺刀。尽管五十四团舍生忘死、拼命抵抗，但终因孤军奋战，不敌来犯的日军，败退长江以南。
同时，营长谢直率工兵将士们随师指挥部官兵在城外镇镜山上反击日军的进攻，同仇敌忾，齐进共退。为阻止日军的侵犯，罗广文师长令师直属工兵营长谢增勋与时任师参谋处少校参谋的马士弘（革命家马识途胞兄）统帅师工兵营、警卫连、侦察连和机炮连组成一个战斗突击队，兵分两路深入敌后攻击日军。战斗中，谢直率领所部与马士弘部紧密配合，阻击敌人的一次又一次进攻。一次，他判断出日军的炮火方向正对着数米开外的机关枪手，就对他挥手呼喊赶快转移阵地，而年轻的机枪手仍然坚持不停地射击，结果中弹倒下。战火硝烟中，谢直悲愤地冲过去拿过他手中紧握的滚烫的机枪，继续向敌人猛烈扫射，直到打光所有的子弹。还有一次，谢直与部下好几个官兵坚守在一个掩体里，当他出外查看敌情，刚刚走出数米开外，一颗炮弹飞来当即炸毁掩体，正在掩体内的战友们全部牺牲，而谢直背部也被弹片击中负伤。在谢直的记忆里，日军在这次疯狂进攻中残忍地使用了毒气弹, 许多将士因中毒陷于昏迷而丧失战斗力。虽经一天艰苦顽强的抵抗，十八师最终还是败退，奉命弃城西撤。渡过黄柏河后，集结于南津关一带。1940年6月12日下午，宜昌失守。17日日军后撤, 十八军一度收复宜昌。谢直随十八师追击日军至宜昌以东土门垭时，日军再次调头反扑，冲破我军阻截，并把十八军拦腰切断，使罗广文所率官兵陷于重围。罗师长通过师通讯台呼叫接应，此时谢直所部虽已后撤，闻求救信号立即收拢散兵重组力量，回师冲进包围圈解救罗广文，会合后一起突围退军江南。在边打边退的混战之中，营长谢直右腿又负枪伤。至今谢直将军背上腿上还有日军弹片留下的伤疤。宜昌之战，亦悲亦壮，可歌可泣。参战将士，流血牺牲，虽败犹荣。
在距此三年前的1937年，当谢直跟随南京陆军工兵学校教育长林柏森转移江西清江前，经历了上海和南京保卫战。淞沪抗战中著名的坚守上海四行仓库的八十八师五二四团的八百壮士（实为四百官兵）英雄事迹，鼓舞了中国军民抗日保家卫国的士气。而在这次宜昌保卫战中，营长谢直更见证了十八师五十四团战友邓萍营坚守宜昌两行大楼的悲壮举动。巷战中，邓萍营长率所属部分官兵凭借中国银行和聚兴诚银行的建筑为堡垒，对来犯日军进行了殊死的抵抗。最后，面对宁死不屈的中国军人，敌人只能重演烧光伎俩，纵火烧毁两行大楼。全营绝大部分官兵在战火硝烟中英勇牺牲。
每当听到那令人热血沸腾的《义勇军进行曲》歌词“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时候，谢直总是深有感触：这冒着敌人的炮火，可不是唱着玩儿的。这是他亲身参战的实况真境。在宜昌保卫战中如此，在潼关保卫战中又何尝不是这样？那就是得冒着生命的危险。两年前的1938年2月，在日本侵略军从山西向陕西大举进攻之际，谢直任职国民革命军第三独立工兵团第九连少校连长，随团开赴西安防御备战。太原沦陷以后，日军南犯侵占晋南风陵渡，谢直率部奉命迎面北上，在潼关一带黄河沿线布设水雷，阻挡对岸日军渡过黃河入境陕西。敌军在风陵渡设置大炮阵地，每天轮番猛烈轰击潼关沿岸。冒着敌人的炮火，冒着生命的危险，连长谢直率领全连将士，在城北黄河沿线水下布雷。敌人的炮弹经常从将士们头顶上呼啸而过，在身前背后水面上掀起数米高的水柱。不少工兵战友，就在他眼前中弹壮烈牺牲。日军数度企图过河进攻，受到水雷的打击和河防部队的抵抗，每每败退北岸。而工兵九连的官兵在连长谢直的指挥下，坚持在日军密集的炮火中布雷防守，最终胜利完成预定任务。整个潼关保卫战，日军始终没有能够渡过黄河。至今，他依然为本自己在抗日战争中的勇敢表现，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这是他军人生涯最光荣的时期。而自己的机智勇敢牺牲的精神，不是别的，正是强烈的爱国主义与英雄主义相结合的产物。身为军人，保家卫国是其本分，成功成仁是其本色。
二
谢直感慨地说，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无论是在敌人正面还是在敌人后方的中国军队，不分党派都为保卫国家而浴血奋战。他的亲身体会是，抗战高潮中的1938年，应该说是国共合作历史上的最好时期。当时的西安和延安，成为两大全民抗战的战略中心。就他所知，当时在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甚至把自己嫡系的几个团的兵力，放心放手地交给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指挥。而且正因为如此，虽然延安要求在山西的朱德避免在返回后方的退路被切断的情况下东进北上，但朱德为顾全大局，不顾危险坚持率部在晋抗战，统一指挥所辖包括八路军在内的众多友军官兵部队纵横作战。而谢直所部那一年多正在西安北面活动，也因此与往返延安的友军干部战士多有接触。使谢直最难以忘怀的，是那一次巧遇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朱德。
1938年8月13日，朱德由晋东南十八集团军总部出发，经晋城到垣曲辛庄，会见同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卫立煌。两天后，从垣曲经渑池赴洛阳，会见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出洛阳后即经西安北上，前往延安。当朱德一行离开西安前往泾阳，抵达泾河边时，遇到国民革命军工兵三团九连的士兵，正在修建泾河载重桥。当时这座战备桥虽已基本建成，但尚未获准通行。就这样，朱德被阻拦在泾河南岸。总司令下马了解情况后，就吩咐守桥战士去向他们的长官通报。而正在不远处一座工棚里的工兵三团九连少校连长，正是岳父谢增勋。
原来，1935年初十八岁的谢直胸怀抱负离开家乡，奔赴南京报考黄埔军校，到达后早已错过南京军校本部第十一期考试时限，于是转投江西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直属特别训练班第二期，在黄埔期别上后由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核定为军校第十一期。一年后再赴南京，进入中央陆军工兵学校第三期就读。工校校长当然是中央军校总校长蒋介石，而教育长则是有“中国工兵之父”之称的黄埔军校工兵科教务长林柏森。学生谢直钻研了筑城、架桥、爆破、测绘及应用战术。因在校成绩优异，他深得林柏森赏识和器重。由于中央军向有论资排辈传统，科班出身素来走红，只要披上了“黄（黄埔军校,亦即中央军校）长袍、绿（陆军大学，四川方言陆绿同音）马褂”就获得了正规军官资格的认可，就像美国西点、俄国伏龙芝一样。而他的科班出身，加上勤勉刻苦的个人奋斗，也让他在正规军里始终稳占一席之地。毕业后不久，1937年，林教育长专聘他回校担任他集训各部军官的坑道学助教。同时，为适应日益严峻的抗日战争日益迫切的战场需要，林柏森组建了国民革命军第三支独立工兵团时，特召年轻的谢直出任第九连少校连长。
从此以后，整个抗日战争中，谢直就基本上是在国民革命军工兵部队服役，有时在前线进攻，有时在后方防御，从独立工兵第三团少校连长西安守备，到第十八军第十八师直属工兵营中校营长宜昌防御，再到独立工兵第十六团上校副团长桂林运输，一直到1944年再被调任林柏森刚组建的独立工兵第十八团上校团长昆明修路。枪林弹雨，南征北战，抗战八年，马不停蹄。而在此时此刻的1938年，陕西成为全国抗日战争的根据地，既是后方，也是前线。国民政府加强陕西的国防力量，调遣中央嫡系部队驻扎守备，为输送军需物资支援全国抗战作出了贡献。正是在这个重要阶段，谢直连长所在的工兵三团奉命进驻西安，先是在黄河沿线布雷，阻挡风陵渡日军渡河南进，保卫潼关，继而抢建泾、渭、洛三河上的载重桥梁，以保证前线后方运输的通畅，满足抗战军事战备的要求。而泾渭两河则是从西安到延安的必由之路, 所以才有了这次少校谢连长邂逅上将朱总司令的一段佳话。
这天听部下报有一队友军要求过桥，工兵连长谢直立即来到桥头。当他看到眼前这位慈祥而威严的长官时，不禁紧张地即刻立正行礼报告：这不正是如雷贯耳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将军吗？朱德听出谢直的四川口音，就与他拉起家常来。一听家乡话，连长谢直顿感亲切，这才松弛下来。当朱老总听说他年仅22岁，便非常赞赏地嘉勉他为复我河山保我民族继续奋斗，保卫国家。连长谢直激动不已，回长官话时向总司令表示了坚决完成筑桥任务的信心。在年轻的谢直面前，朱德不是一个盛气凌人的长官，而是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辈。当总司令笑问小老乡是不是允许他过河时，谢直一个立正: “是, 长官!”最后，连长谢直专程护送朱德总司令从桥上安全渡过泾河后，行礼目送朱德一行向北急驰飞奔而去。
后来谢直才知道，朱德此行是从山西前线回延安参加即将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他写道：“在泾阳架桥时，曾幸福地受到朱总司令的接见和嘉勉。”缅怀之情，溢于言表。和朱德将军的短暂会见，成为谢直在军队最轻松最愉快的一次拜谒全军最高统帅。
同样值得称道的是，也正是在西安驻扎期间，22岁的连长谢增勋与正在同城第四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学习的年方18的女生毛玉珠相识。原来，因为国共合作抗日的大好形势，举国掀起全民抗战高潮。成千上万爱国青年学生离开家乡，奔赴西安和延安，投入抗日救亡工作。1938年，为适应抗战需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先后在全国组建了四个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年轻的毛玉珠从家乡河北满城来到西安，成为战干四团（团长蔣介石，教育长胡宗南）第一期一名英姿飒爽的女兵。女中豪杰的她，巾帼不让须眉，在团里任职女生区队长。而战干四团第一期在当时论资排辈的军队系统里，被核定黄埔期别为军校第十五期。于是，毛玉珠也就同样黄袍加身。而工兵连长谢直刚好受聘兼任干训团教官，讲授并演示军事爆破的专业知识。经人牵线后就引发了一场战时师生恋。1938年12月，因为抗战而走到一起的英俊的连长与漂亮的区队长就在西安喜缔良缘。殊不知这一结发就是相濡以沫同甘共苦七十多年的白金姻缘，中国民俗传统中的福禄寿婚！俗话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会有一个伟大的女人。这对他们是恰如其分的，在谢直最亲密的朋友圈里都得到异口同声的公认。先父赵厚甫先生就曾由衷赞道：＂你老丈人哪，他可是一个有福之人！＂谢直功成妻贤，可谓福如东海；而年近百岁，也堪称寿比南山了。
我的岳父谢直先生今年已97岁高龄。作为一代抗战军人，他的气概和精神，将永远激励晚生后代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奋斗。在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让我们深切缅怀那些参加抗日战争的英雄官兵将士们。谨撰此文，以兹纪念。
岳父谢直先生，永远的将军！
谢直，湖北省黄埔同学会会长。原湖北省政府参事室主任，民革湖北省主委，湖北省政协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