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科技日报
在中日关系迎来新时代要求的当下，中日双方数字经济的企业界、学术界优秀代表，如约坐在“北京—东京论坛”特别分论坛会场，积极讨论世界经贸格局和区域合作大趋势下，中日数字经济领域走向更深、更广互利合作的可能性。
数据流通特别是跨区域共享、共用的实际障碍和心理障碍在哪里？数字经济需要怎样的规则来促进而非束缚？中日最先开展合作的领域和最有潜力的合作领域有哪些？两国嘉宾面对面发问，一对一回应，在坦诚沟通中，就部分议题达成共识。
分享数字经济带来的巨大红利，互信是前提
数字经济的核心是数据。对数据的定义、内涵和外延及使用与管制，一直是各界争论的焦点。
株式会社NTT数据咨询委员、原会长岩本敏男介绍，日本国内正在热烈讨论欧洲对个人信息保护非常严格的数据管制。但他认为：“如果有些数据在十几个小时之内不能到达，有些交易就做不了了。我们和中国有很多合作，著作权、知识产权保护做得非常好，中国也出台了国家信息安全法，但我们仍期待更多细则的具体指导。”
日本自民党竞争政策调查会会长伊藤达也表示，日本希望通过在G20大阪峰会期间启动的“大阪轨道”发挥互信桥梁作用，并且促进具有创意和创新的国际性的活动。他认为，数字经济发展面临三大问题：公平竞争、个人信息保护和税收，日本也希望能够和美国、中国、欧洲开展共同合作，建立数据流通圈的框架和规则。
近四五年来，全世界多轮关于数据所有权、隐私权、数据安全方面的讨论。对于日方嘉宾发言中对中国大型互联网公司表达的疑虑和不安，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刘松发言回应并分享观点——
首先，包含用加密、数据拆分以及保护网络安全的技术方法已经完全足够确保数据安全；此外，认为几家美国和中国大的互联网公司拥有绝对大量数据是个绝对的误解。全世界拥有最大量且还未被使用的是工业数据、城市数据和政府机构数据；最后，对数据所有权做定义是过去500年所有权范式里的习惯性误区，全球经济的红利是数字经济让整个物理世界智能化进而带来的巨大增量。
“对产业界来讲，未来是‘黄金十年’，数字经济已经从消费互联网转向实体经济、城市治理乃至支撑基础科研，所以两国合作应更多地面向未来。届时，稀有的是人才、人与人之间的合作、知识与知识之间的合作以及信任的建立，而不在于数据本身。”
让新技术革命的子弹再飞一会儿，不必过度焦虑
除了对数据安全等内容的讨论外，富士通董事长田中达也提出，实际合作中两国企业也面临对数据使用有分歧等挑战。
特别分论坛主持人、科技日报社副社长房汉廷认为，日方坦诚地表达了焦虑，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两国数字经济合作空间广阔。首先是数字经济领域的技术合作。中国目前在物联网、5G网络、人工智能等数字经济的底层技术领域，已经具备了比较强的实力和相应的技术储备，可以与日本相应领域进行互补性研发合作，共同推进技术进步与技术迭代，分享相应的研发成果。
其次是数字经济领域的创新合作。数字经济的动力源泉是技术与商业模式创新，日本在技术研发上有着雄厚的储备和再开发能力，而中国则在商业模式上取得了很大成功，中日产业界联手合作，优势互补，潜力巨大。
最后是数字经济领域的产业合作。中国与日本可以以数字产业为突破口，搭建产业合作平台，让更多的科学家、企业家、投资家参与进来，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实现数字经济的持续爆发性增长。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吉林在发言中提到，科大讯飞与阿里巴巴一样，都将带着最先进的技术成果参与东京奥运会的举办，目的就是促进交流、达成共识，用数字经济实现更大范围内的互利共赢。
日方分论坛主持人山崎达雄表示“非常受到鼓舞。中国企业已经具备了最尖端的技术水平，但需要把规则紧锣密鼓地建起来”。
对此，刘松的回应是，“基于数据的新商业文明我们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形成，由于数据的动态性和不可确定性，我们对待数据规则的看法是，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就是说让创新先走一步，规则再去跟上；此外，治理数据和数据管控，一定不会像土地那样，而是按照大禹治水的逻辑，一方面是疏大于堵；另一方面构筑数据流动过程中的两条底线，一是国家安全和人身安全，二是数据隐私。在这两个底线稳固的前提下，让数据先流动起来，推动智能经济的发展”。
平安集团金融一账通首席战略官戴可认为，“我赞成‘不成规不成方圆’，但同时要考虑到，立规矩有个过程。包括数据和数据科技的应用是需求导向，一定是有了痛点后，才有相应的技术或解决方案。接下来才是研究怎么把这个技术或解决方案标准化、通用化。所以，这是个循环迭代的过程，可长可短，但一定要去经历”。
直面两国数字经济发展共性问题，促进合作共赢
IT人才的缺乏是两国遇到的共同的问题。中日软件行业协会副秘书长付晓宇给出一组数据：日本缺乏20万到50万IT人才，中国的缺口在80万到100万。“在IT人才的培养方面，我们应该加强合作。我了解到，日本自2020年4月起，就要在小学课程中导入编程教育，这方面中日可以互相借鉴经验。”
岩本敏南认为，“日本和中国最大的区别是，日本的IT人才多在科研机构，而中国的人才多分布在企业，这方面的合作应该是有很大的可能性、潜在性”。
清华大学教授、电子商务交易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柴跃廷也认为，中日大学间的人才交流与合作，相对于中美来说，规模和数量上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此外，双方嘉宾共同提到，过去几十年间，日本积累了强大的工业基础，工业软件、自动化、机器人、芯片、传感器等方面的经验值得中国学习，而中国的制造业，市场巨大，且数字经济的商业模式创新有目共睹。
吉林说：“就人工智能领域来讲，中国的定位是要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这恰恰是中日合作的巨大机会。”双方就两国共同面临的气象减灾预报等方面的优势和需求，进行了初步分享与对接。
对于如何在数字经济中快速达成信任，在互联互通基础上促进区域合作、提升两国福祉，房汉廷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高洪共同发起倡议，希望两国媒体如实、客观报道双方各界的努力，为促进不限于数字经济领域的更广泛合作，营造良好氛围，传递积极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