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时报
据印度多家媒体披露，在日本政府提议下，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贸易和商业部长将于近期就启动三方“供应链弹性倡议”举行首次会议，试图在现有双边供应链网络的基础上建立替代方案，以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未来一旦达成谅解，这个被称为“供应链联盟”的倡议还将对东盟国家开放。此举既是全球新冠疫情背景下业已开启的产业链调整步伐的延续，也掺杂着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考量，背后更浮现出美国撮合“四国机制”的无形之手。
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全球化大潮造就了一个密切交融、相互依存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由于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新科技和产业革命勃兴、政治民粹势力泛起以及贫富差距拉大，全球化进程在疫情之前已有逆向发展的势头。此次百年未见之疫情严重打乱全球物流、商流及生产，暴露了全球化国际分工背景下产业链的脆弱性，对不少国家政治、经济、民生、安全和心理上均带来冲击，也促使多国政府重思产业布局和供应链安全问题。中国率先走出疫情并展现出了强大的生产供给能力，但这在为全球抗疫提供巨大支持的同时，也让部分国家对战略物资供给过度依赖中国产生担忧，拉高了其减少对华依赖的呼声。受中美关系急剧动荡、美国不断加大对华全面遏制力度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部分国家为规避风险，计划将相关产业引流回国或转移到中国以外。
以印度为例，莫迪政府今年5月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方案，提出将审视其土地、就业和税制等法律体系，以振兴“印度制造”为重点，在国内构建新的供应链和市场。中印边境对峙及冲突事件之后，印度一方面加大经济领域“去中国化”步伐，另一方面积极寻求国际合作，迎合美国对华“脱钩”政策，接触了众多美国企业，甚至高调宣称将划拨大片土地承接从中国转移出来的项目。
而早在2012年中日关系因钓鱼岛问题恶化后，加之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日本企业就开始关注产业链依赖中国的问题，讨论所谓“中国＋1”策略，试图将其在中国的生产设施向外转移。疫情初期，中国经济一度停顿，更加剧了日本方面的担忧。安倍政府为此拨出专款补贴，鼓励企业将制造业从中国外迁。澳大利亚因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紧跟，致使澳中经济关系严重受损。由于在三国中，澳大利亚对中国依赖最重，加之澳自身经济结构问题，因此澳也迫切想把与中国这一最大贸易伙伴的经贸关联部分转向日本或印度。
这一倡议的出台与近来美国政府对华“脱钩”政策密切相关。去年4月，美国曾宣布通过一项将与澳大利亚、日本、印度等国合作的“经济繁荣网络”计划，试图重置全球供应链，推动有关国家企业撤离中国，以期削弱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
在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体系调整重构的趋势虽不可避免，政治因素还将持续放大，但经济利益仍是决定因素。围绕产业链调整，背后纠缠着政治和商业两种不同逻辑。在政治逻辑作用下，政客考虑的是地缘政治博弈、意识形态竞争和国家安全等问题。而资本趋利，企业在商业逻辑中考虑更多的是成本、利润、风险以及这三者间的权衡计较。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0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制造业大国。2018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世界份额超过28%。中国巨大且充满潜力的市场、高质量的劳动力资源、成熟的供应链、政府的政策支持、稳定安全的社会环境以及完善的基础设施，对国际资本具有强大吸引力。基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需求，企业很难轻易改弦更张、推倒重来。政客可以在台前夸夸其谈，最终还得按资本和商业利益的节奏起舞，决定产业链调整变化的根本动力还是经济规律、资本属性和科技进步。（作者钱峰系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