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光明日报
今年是著名小说家赵树理逝世50周年。6月23日，以赵树理名字命名的山西文坛最高奖——赵树理文学奖颁奖仪式在太原举行。赵树理作为“山药蛋派”文学的创始人，其小说不仅在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曾给日本学界和民众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战后初期，日本学界带着对战争的悔恨和对中国的负罪意识，产生了一种“文化反省”的思潮。同时，新中国的成立给正处于美军占领之下的日本社会带来深刻的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一部分汉学家为了摆脱西方文明的侵袭，重新树立本民族的文化自信，开始以新的目光来审视中国新文学，解放区文学由此进入他们的研究视野。对此，汉学家、静冈大学教授釜屋修曾总结道：“军国主义和侵略战争的性质导致了本国的战败。以对这两者的反省为契机，探讨日本再生的各种可能，由此对中国和亚洲的历史、文化产生兴趣，进而对自己的中国观、亚洲观进行反省。文学研究方面也是如此。”当时，他们认为促使日本“反省”的最好教材就是中国解放区的文学作品，而赵树理小说则被公认为解放区文学的代表。
日本学者关注赵树理小说，还与战后日本青年虚无颓靡的思想状态有关。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不仅给亚洲各国带来深重的灾难，最终也把本国青年拖入精神荒芜的泥潭。著名中国文学研究家竹内好在《新颖的赵树理文学》一文中说：“今天的青年中有很多人已经通过切身体验产生这样的直觉：依靠西欧式的路径是无法达到自我实现的境界的。”竹内好认为赵树理小说的特质是：让人物在完成典型性的同时，与小说背景融为一体，在作为小说背景的社会整体中实现了自我。他希望借助赵树理作品的这一文学特质反思战后日本青年的虚无主义、存在主义思潮，在“异质”的中国文学中完成心灵的救赎，重建日本青年的精神家园。他说：“如果仅从政治性需求出发来阅读中国文学的话，那么从数不清的人民文学作品中选取任何一部来读都可以。任何一部作品都可以成为我们的教材。但是，如果是为了回应青年内心的希求的话，作品就极其有限了。恐怕赵树理作品就是唯一的选择了。”竹内好的这一认识获得了汉学家小野忍、女作家佐多稻子等人的赞同。佐多稻子说，赵树理的小说“《李家庄的变迁》也好，《登记》也好，看起来就像引导民众走向新生活的绘图说明一样”。
可以看出，日本学者是怀着重新认识中国的愿望、基于日本社会发展的需要，来译介赵树理作品的。
1947年，侨居我国多年的日本女翻译家伊藤克（笔名萧萧），第一个向日本民众译介了赵树理的早期作品。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小野忍、竹内好等人也相继对赵树理作品展开译介和研究工作，最终形成了日译赵树理作品的高潮。1952年—1958年，日本翻译出版了30多种赵树理作品，其中小说《小二黑结婚》《李家庄的变迁》至少有5种以上版本。这些译本出版后，广受日本人民喜爱。作家杉浦明平曾在《国民文学私论》一文中描述他所见到的一幕：（《李家庄的变迁》）不仅广大青年喜欢读，就连六十多岁的农村老太婆和小学生每天晚上都会迫不及待地等着别人给他们一章一章地朗读这部小说。他进而指出：我们的农民老太婆和少年之所以随着小说中铁锁、冷元、王安福老人等人物的命运变迁而时喜时忧，无非是因为中国农民的形象生动地与他们的生活产生了关联。显然，日本民众通过阅读赵树理的小说，感受到其作品中震撼人心的力量，内省的需求得到了满足。
日本学界在译介赵树理小说的同时，也展开了相应的研究工作。1946年8月，鹿地亘发表《中国的新文艺与赵树理》一文，首次向日本学界推介了赵树理及其文学成就。作为赵树理研究的权威学者之一，小野忍在日本是“赵树理的最好的理解者”，他的论点基本代表和概括了日本汉学界的观点。
小野忍指出，赵树理小说的最大特点是“主题的新颖”和“叙述的新鲜感”。关于“主题新颖”这一点，他举例说，描写抗战时期根据地改选村政权和“减租减息”斗争的小说《李有才板话》，成为“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以土地改革为主题的长篇小说的先锋”，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小说《三里湾》，则是“中国最早的、以农村集体化为主题的长篇小说”。至于“叙述的新鲜感”，他认为赵树理小说“承继、发展了中国说唱文学的传统，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表现形式。或许可以说，这位作家的最大业绩，就是创造出了这种表现形式。”这里的小说“表现形式”，主要指的是“主题的明确化、描写的单纯化、采用民间故事的形式”等创作手法。对于这一点，有部分日本学者认为赵树理小说过于“简单”“不够劲儿”，甚至称之为“幼稚的人民文学”，小野忍对此给予了驳斥。他指出，认为赵树理作品过于“简单”的见解是很浅薄的。因为赵树理小说的对象是农民，暗示和比喻派不上用场，必须把表达目的明确地提出来。他认为：“在作品形式方面，赵树理作品即使在今天也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史无前例。托尔斯泰在《艺术论》中提出了‘明晰、单纯、简洁’的主张。如果用一句话概括的话，赵树理作品的形式就是以这种主张为样板呈现出来的。他的某些短篇作品有近似于托尔斯泰民间故事的味道。”
除此之外，小野忍还注意到，赵树理的小说里充满着农民豁达洒脱、健康直爽的“笑声”。这种“笑声”，指的是农民身上从容、明朗、活泼的乐观主义精神和特有的幽默感。小野忍认为《李有才板话》中农民李有才编写的快板，就很好地体现了这种“笑声”。小野忍认为，对农民身上这种特有的幽默感和乐观精神的成功塑造，是赵树理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深受中国民众欢迎的重要原因。
总的来说，日本的汉学家大多是怀着“对中国革命的祝福”（釜屋修语）来译介和研究赵树理小说的，对赵树理小说的理解是比较到位的。
进入60年代后，随着日本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赵树理热”逐渐走向低潮。但也有一些人不改初衷，坚持着对赵树理小说的译介与研究。至今，这样的学者仍然不乏其人，如牧户和宏、内藤忠和、加藤三由纪等。
日本学界对赵树理小说的译介与研究已走过70余年，资料异常丰富，一篇小文难免挂一漏万。不过，仅从本篇小文的考察我们也不难发现，赵树理小说展现着高度的文学表现力，蕴含着深刻的历史人文价值，是一份珍贵的文学遗产。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日本同行的研究成果，相信会引起我国相关专家们进一步的重视，成为我国赵树理文学研究的重要镜鉴。（作者杨延峰系天津师范大学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