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时报
日本“第三波”疫情形势持续严峻，新增确诊人数连创新高。日本公共卫生和医疗机制的固有问题进一步暴露出来。
首先，日本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制短板未能及时补齐。早在2010年H1N1型流感结束后，日本专家就在相关报告中指出日本传染病防控政策中存在诸多问题，包括政策决策程序不完善、疫情防控责任主体不明确、医疗机构缺乏必要财政支持、保健所和地方卫生研究所组织力量和人员数量不足、核酸检测机制不健全等。
但日本政府未能及时应对这些问题，导致今年以来的新冠疫情防控屡遭困境。例如，地方保健所本是应对疫情的核心力量，而在经过多轮行政改革后，保健所的机构数量和人员数量却被压缩一半，致使疫情反复时措手不及。
其次，日本都市医疗体系的结构性问题仍未缓解。疫情防治无疑需要高度的专业知识和精良的医护设备。但日本部分医院缺乏防治经验的医生“坐镇”。日本“老龄化”的特殊国情也加剧了现有医疗资源的消耗。
而且在收治新冠患者过程中，日本医疗机构普遍面临经营赤字的窘境。面对这种情况，日本厚生劳动省尝试实施“空病床补贴”“医疗费补贴”“无利息无担保贷款”等支援性政策，但仍旧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医疗机构面临的经营压力。为此曾有日本医院试图取消医护人员奖金制度，结果引发辞职风波而不得不作罢。
再者，日本地方医疗体系遭遇特殊困难。较之经济较发达的都市地区，日本偏远地方的人口密度较小，但其医疗体系也往往面临诸多困难。例如，日本的地方医院普遍缺乏公共卫生应急响应经验；医疗资料相对匮乏而且无法在各地区之间进行相互支援等等。为此，地方医疗机构往往需要兼顾传染病防治、医疗急救服务以及其他病患收治等工作。但新冠疫情发生后，地方政府往往要求地方医院必须收治新冠肺炎确诊患者，这也迫使地方医院不得不一定程度上暂停其他医疗服务，导致患有其他疾病的市民难以得到及时医疗服务。（作者俞祖成、王金钰分别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日本文化经济学院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