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时报
从岸田文雄宣布参加自民党总裁选举到如愿就任日本首相，堪称“岸田政策”标签的一个主题，就是推动实现“基于成长与分配好循环”的“新型资本主义”。该理念核心之处在于通过增长促进再分配，继而解决日本愈演愈烈的贫富差距问题。岸田的主张也被写入日前自民党参加众议院选举的竞选公约。无独有偶，最大在野党立宪民主党也把分配列为竞选公约优选事项，强调要通过倾力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复活1970年代的“一亿总中流社会”意识。另外，公明党等其他党派也以直接或间接表述，阐释了对克服贫富分化的重视并提出相应政策举措。
在遭受疫情反复折磨的日本，贫富差距成为国会辩论重点和各党赢得支持率的关键词，现金补助等对应政策眼花缭乱，都凸显了长期被掩盖在经济增长虚幻下的贫富差距问题，已经成为日本社会无法忍受的民生之痛。新冠疫情持续拖累经济，经济低迷暴露底层生存困境，也使日本政坛不得不高度重视，经济界也无法等闲视之。但指望岸田内阁在短期内解决这个顽疾，现实吗？
日本在战后实现经济高速增长，迅速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跻身发达经济体行列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全社会弥漫着“一亿总中流”的均富氛围，经济如日中天、科技突飞猛进、生活不断改善、国际地位攀升等，更是加重了“全民皆中产阶层”的自我认知。即使进入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后的所谓“失去的二十年”周期，日本社会这种中产阶层主流认知也没有发生本质性改变。
但随着2001年小泉纯一郎执政，打着放宽限制和结构改革等新自由主义标签的竞争淘汰政策不断落地，在推动日本经济实现较长周期增长的同时，也制造了以非正式员工为主体的贫困阶层，滋生了“富者恒富穷者恒穷”的新贫富轮回。
安倍内阁的“安倍经济学”不仅没能扭转贫富状况的扭曲，反而加大了大企业和富裕阶层聚敛财富的速度和厚度。举例而言，安倍二次执政的2012年12月25日日本股价为10080点，至2020年8月28日其辞职时升至22882点，日本主要大企业和富裕阶层仅依靠股票就获利丰厚。菅义伟执政后基本对“安倍经济学”照单全收，至今年9月14日股价一度达30795点，没有金融资产的穷人只能望洋兴叹。
另一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3月，日本大企业内部现金留成高达470.84万亿日元（约合26万亿人民币）。而与大企业腰包膨胀相比，日本工薪层平均工资2012年11月为26.1547万日元，到2020年6月时是26.1554万日元，几乎没有增加。日本共产党批判“安倍经济学”只带来贫富差距增大，根本没有产生其标榜的财富由大企业及富裕阶层向地方和底层民众传导的效应。
也正因此，不少日本民众不仅将即将到来的众议院选举看作对岸田内阁的一次政策审视，也看作是对安倍和菅义伟加剧日本贫富分化的一次“审判”。岸田主张从小泉和安倍以来的“新自由主义”转换，实现“增长和分配的良性循环”，并将增长下的“分配”作为政策重头戏，就是源于对日本社会贫富撕裂的关切，认为如此下去未来扳倒自民党的将是陡然增大的贫富差距以及衍生出来的社会怨气、民意背离。
客观而言，岸田提出旨在引领“良性再分配”的“重新调整金融所得课税”主张，他领导的新内阁敢于表态要对高收入阶层增加课税、平衡贫富差距问题，这让日本民众抱有较大期待。但紧接着岸田在国会答辩明显打退堂鼓的暧昧表态，自民党公约中删除“金融所得课税”字样，则让人们认识到，依靠保守派系支持当选和换取经济界利益本身，已经注定岸田内阁没有十足能力对抗极力维护“安倍经济学”的各种势力，也自然没有胆量从根本上对堪称顽疾的“贫富分化”问题动大手术。因为以上调股票等金融所得课税为标志的改革，等于动了大企业和富裕阶层的奶酪，岸田不仅投鼠忌器，还缺乏魄力和执行力。
未来不排除岸田会从粉饰内阁出发做一些小修中补的外围努力，也不排除岸田内阁以增发数十万亿日元刺激对策乃至各种名目补助金来安抚民心，但真正的当务之急，即从结构上纠正日本社会贫富分化、从公平上铲除贫富差距，岸田内阁很可能半途而废，甚至可能不得不重新走上以增长取悦大企业等老路。至于以后的政府内阁能否大刀阔斧地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一时也很难指望，因为“顺应民意”只适用于选举，“权衡利弊”才是日本保守政治的本质生态。（作者笪志刚系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东北亚战略研究院首席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