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时报
听说最近日媒反省为何国宝级科学家投奔中国的报道受到广泛关注，我当时接受了日本TBS电视台的采访，但是没有追踪后续的舆论反响。我以前工作的北海道大学是日本的顶尖学府，但研究环境并不算好。我一直希望日本政府可以为科学研究多投入一些经费，这是我愿意接受TBS电视台采访的原因之一。
我与中国方面交往的时间非常长。1996年左右，我有幸结识了大连理工大学的一位教授，在他介绍下，2000年我接收了该校一名优秀的中国留学生到北海道大学留学。之后，我又接收了更多优秀的学生。这些学生毕业后去了浙江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高校任教，这帮助我进一步加深了与中国高校之间的联系。
我亲眼见证了中国研究环境在过去20多年间发生的巨大变化。从2011年开始，我在大连理工大学、浙江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大学等高校担任访问教授，每年都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在中国工作。大概5年前，就有中国高校邀请我全职加入，那时我还有些犹豫不决。可是两年前我再次来到中国时，已经明显感觉到情况变得不同。
深圳大学的研究环境非常好，拥有日本大学买不到的先进设备，我身边研究团队的素质也非常高。日本国内现在还有担心尖端技术流向中国的论调，实际上，至少在我所熟悉的土木领域，无论是在研究设备上，还是在一些课题的研究成果上，中国已经领先于日本。
对于所谓的“技术流出论”，我想是日本误解了中国。如今，中国高校招聘日本的研究学者，初衷并非是为了让他们给中国带来知识和技术。中国高校是面向全球招聘优秀人才，只是这里面碰巧有优秀的日本科研人员而已。他们出于各种原因来到中国，这是出于最优选择的结果，就像也有很多人才选择去美国一样。
虽然我是日本人，但是从研究者的角度来看，我从事结构工程和材料研究是因为发自内心的热爱，希望为地球和人类作出贡献，我的出发点不是为了给像日本这样特定的国家创造利益，更不是为了日本这个国家而从事研究工作。在中国研究土木工程领域，可以获得比日本政府给得更多的项目经费，我感兴趣的研究课题，在中国更容易实现。那么，当然要去研究环境更好的国家。
实际上，作为日本土木工程学会当选会长，我与日本学术界的联系相当紧密，也一直在与日本国内学者进行共同研究，让研究成果可以在日本开花结果。因此，与其说是日本的技术流出到中国，不如说是把在中国取得的研究成果带回了日本。
2019年我从北海道大学退休，全职加入深圳大学。虽然我不会说中文，但在这所国际化高校里，完全可以用英语工作。我的薪资比以前优厚，还可以充分从事热爱的研究工作。我常常感到，有机会来到中国非常幸运。我与深圳大学同仁共同进行的研究持续产出成果，我与校方的合约2024年到期。届时如果还有可能一起研究的话，我也愿意续约。
现在年轻学者在日本国内很难找到工作，这是日本整体遇到的问题。日本有增加博士学位的政策，可是与此相联动的研究人员岗位却没有增长。像我工作过的北海道大学这样的顶尖学府，全职教师的职位反而有所减少。对于很多年轻的日本学者来说，有机会进入中国高校，真的很幸运。因为中国本土的研究者非常优秀，大量海外人才也愿意来到研究环境更为良好的中国，这无疑会使得在中国的竞争更加白热化。
实际上，不仅是研究人员，各行各业来中国寻求发展的日本人日益增多。这与年龄、经历、职业无关，中国正在成为越来越多日本人活跃的舞台。
中国人有强烈的竞争意识，愿意为了实现目标努力奋斗，这是好事，也是现在日本人所欠缺的部分。不过，为了在竞争中胜出，中国人有些过于强调“数量”，认为研究成果应该“靠数量取胜”。有些中国研究人员做研究是为了出成果、写论文，以此申请科研经费，周而复始。反观日本研究者，更多是因为真正热爱才走上科研道路。截至目前，日本已经产生25位（仅限日本国籍）诺贝尔奖得主，未来肯定也会有一些中国学者获此殊荣。但如果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下去，中国想要在获奖人数上追上日本并非易事。
中国的论文数量已经在世界上首屈一指了，但还需要创造更加注重质量的研究环境。强调数量未必可以带来像诺贝尔奖一样的顶尖研究奖项。凭我对中国的了解，中国想要做什么，利用举国体制去做的话，就能行得通。中国如果想要完善当前的研究环境，我想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作者上田多门系深圳大学特聘教授、日本土木工程学会当选会长，本文由邢晓婧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