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民晚报
吴寄南：今年的中日关系可以用“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这两句诗来概括。
内外因素交互作用
来自东瀛的一股“冷气旋”让中日关系骤然降温。从3月中旬的日美“2+2”会谈开始，到随后的日美首脑会谈和七国集团峰会，几乎无一例外地在联合声明中塞进有关台湾的内容。少数日本政要还扬言要和美国“共同保卫台湾”，这是偏离中日间四个政治文件、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倒行逆施。前首相安倍晋三还鼓吹“台湾有事”等同于“日本有事”“日美同盟有事”，更是踩踏中日关系的“红线”，将日本右翼的反华调门升到近年来罕见的高度。
日本保守政客还蓄意开辟了挑衅中国的新战场。新年伊始，日本政坛就有一个“思考人权外交”的超党派议员联盟问世，屡屡针对中国，还炮制了一份日本版“马格尼茨基法”。这项反华提案差一点就在例行国会上强行通过。日本“人权外交”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成为中日摩擦的新热点。
日本保守政客如此肆无忌惮地搅局中日关系，是内外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就外部大环境而言，显然是美国政府为遏制中国崛起、推行非理性、无底线的遏华制华路线所产生的溢出效应。从内部因素来看，既有日本政坛“一强多弱”格局固化、右翼势力在失去制约条件下极度扩张的背景，也和日本媒体对华持续负面报道造成的舆论氛围有关，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中日国力处于转圜拐点时的战略博弈加剧，是两国结构性矛盾在新形势下的集中暴露。
中日关系在前几年逐渐回暖后再次趋冷，这是两国有识之士和广大民众都不愿意看到的。值得注意的是，半数以上的日本受访者不希望日本在中美之间选边站。这表明将日本绑在美国“战车”上未必代表日本的主流民意。
岁末出现回暖迹象
为维护中日关系大局，中方一方面与日本保守政客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另一方面又注意拿捏分寸，尽量争取日本民众、改善涉华舆论氛围。最典型的就是全力支持新冠疫情下举行的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是本届奥运会人数最多的团队之一，中国选手的精湛表现，尤其是赛场内外显示出来的热忱、大气、友善的态度，赢得了日本民众的齐声赞誉。
时近岁末，中日关系在总体趋冷的背景下出现了若干回暖的迹象。岸田文雄就任首相4天后就与习近平主席通了电话，创造了日本首相履新后与中方高层沟通间隔时间最短的纪录。10月底日本众议院选举结束后，岸田又不顾保守政客的阻扰，任命前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林芳正接任外相。外界认为，这是一个有利于中日关系止跌回升的积极信号。
与此同时，在新冠疫情背景下，日本经济界对中日经贸合作的热情上升。最新调查显示，56.7%的日企将中国作为海外拓展业务的首选对象，以中国为跨境电商销售目的地的占47.6%，高居榜首。2021年1至11月，中日双边贸易总额达3338亿美元，全年有望创历史新高。
不过，目前有利于改善中日关系的积极因素还处在蓄势待发阶段，中日关系在新的一年里仍将呈现低位徘徊、摩擦不断的局面，真正由寒转暖尚待时日。
面临三大制约因素
胡令远：岸田文雄10月4日取代菅义伟当选日本首相，当月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并获胜，11月10日再次当选首相。中日两国领导人及时和高规格的互动，使岸田政府的对华外交有了一个好的开局。
从政治理念上，岸田领导的自民党派系“宏池会”，主要承继大平正芳、宫泽喜一等对华友好或重视中日关系人士的衣钵。因此，岸田表示建构“建设性的、稳定的中日关系”，应该是其本意，但岸田要实现上述目标，将面临严峻挑战。
第一个制约因素，是和安倍的复杂关系。在菅义伟下台、岸田上位的过程中，安倍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又成为自民党内最大派系的首领，影响力不可小觑。安倍所代表的日本右翼势力，无疑对岸田建构“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构成重大挑战。岸田任命林芳正为新外相，就引起安倍的强烈不满。
第二个制约因素，是日本国内的政治生态。10月底的日本众议院选举，不仅自民党所获议席数超出预料，赢得了大选，而且一直积极推动“修宪”的维新会席位大增，而对自民党形成最大制约的立宪民主党遭遇“滑铁卢”。这次选举改变了日本政治生态版图，引发了执政联盟公明党的危机感。作为对华友好政党，公明党在执政联盟内对日本右翼势力的牵制作用被削弱。
第三，拜登政府大打“盟友牌”，势必成为岸田政府对华外交的最大外部制约因素。
因此，岸田一边表示要同中方一道，推动建构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一边又出台了诸多针对中国的举措，强调在安全保障上的先发制人。不言而喻，只有赢得了明年7月举行的参议院选举，岸田才能算真正站稳了脚跟。他现在一系列举措，既源于内外因素的制约，也不乏选战策略。
2022年将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如果岸田能赢得明年的参议院选举，有望成为长期政权的话，加速“去安倍化”大概率成为岸田政府的选项，推动中日关系向建设性、稳定性发展，也许会赢来一个机遇期。（吴寄南系上海市日本学会名誉会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胡令远系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