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工人日报
近期，日本一些政客围绕修改“和平宪法”频频高调发声。3月13日，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岸田文雄在第89届自民党大会上声言，修宪是自民党的“基本方针”，是“现在必须着手解决的课题”。
国际大变局之下，日本甩掉二战“战败国”帽子、重新成为“亚洲军政大国”的心态日益急切，正在成为干扰东亚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消极变量。
岸田修宪“一石三鸟”
现行的《日本国宪法》颁布于1946年，由当时占领日本的美国驻日盟军总司令部主导制定，核心思路在于限制政府权力以防范法西斯军国主义在日复辟。其中最为著名的第九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为此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该宪法也因此得名为“和平宪法”。
从冷战时期起，日本国内便不断有保守政治力量鼓吹“由美国人制定的宪法是日本的耻辱”。1955年自民党成立后，更是将修宪写入党纲。
从2021年秋季自民党总裁选举开始，岸田文雄一转以往对修宪的“谨慎观望”态度，承诺一旦胜选，将在其任期内推动修宪。其主要目的，是借力安倍晋三留下的政治资本，为“岸田长期政权”奠定基础。
首先，积极修宪是岸田拉拢自民党保守势力、坐稳相位的必要条件。
岸田自身领导的“宏池会”规模较小，其稳定执政离不开安倍晋三、麻生太郎、菅义伟等自民党保守派重要人物的支持。
安倍将推动日本“走出战后”、实现所谓“正常化国家”作为政治夙愿。俄乌冲突爆发后，安倍和高市早苗等右翼政客借题发挥，主张“提升自卫能力”，甚至鼓噪“核共享”，岸田此时重提修宪，亦是对保守势力的呼应。
其次，积极修宪有助于岸田率领自民党动员舆论，为7月的参议院选举奠定优势。
岸田力推修宪成为2022年参议院选举的重点议题。内容上，岸田延续安倍时期提出的“自民党修宪四点方案”（包括在宪法第九条写入自卫队内容、授权国会制定“紧急状态法”等），但表示“无须一举实现全部目标”，以求最广泛地动员舆论。
实践上，他利用自民党的人脉优势，在各都道府县设立“修宪实现本部”与“国民运动委员会”，大规模开展宣传活动。“集全党之力”的宣传造势，很可能使以反对修宪为主要诉求的立宪民主党等在野党难以招架，为自民党带来直接的选举利好。
第三，积极修宪有利于岸田积累个人政治资本。
日本政客反复渲染新冠肺炎疫情、地缘局势恶化等“危机”与“威胁”，加剧了日本百姓的不安感。自民党的“修宪四点方案”，因其实质要求扩大政府权限而取得了一定市场。岸田顺势鼓吹“以大改革应对大挑战”，有利于其打造“果决明断”的首相形象。一旦修宪在岸田任内取得突破，岸田本人必定会成为最大受益者。
“和平宪法”面临挑战
程序上，修改现行日本宪法，需要国会众参两院各三分之二以上议员提出动议，并经全民公投半数以上同意方可通过。在“安倍-菅”政权的多年铺垫经营之下，日本正前所未有地接近突破这些严苛条件的门槛。
从两院支持修宪的议员数量上看，当前明确或部分支持修宪的自民党、维新会及国民民主党在众议院占据的议席总数已经超过三分之二，在参议院占据的议席总数也接近三分之二。执政联盟中的公明党以往对修宪态度谨慎，但近期也有所松动。
如果在今年的参院选举后，支持修宪的议员总数继续增加，则理论上两院将首次可能正式提出修宪动议。尽管各党派在修宪具体内容上立场并不相同，但突破门槛将使修宪成为有实际意义的政治议题，引发各方的复杂博弈。
从日本民众的意愿上看，疫情之后支持修宪的人有所增加。2021年的几次舆论调查显示，认为“有必要修宪”的公众数量已经超过认为“不必修宪”的公众。针对宪法第九条，尽管主张“维持不变”的人仍占多数，但比例上也开始呈现下降态势。
此外，随着美国将战略重点转向“大国竞争”，其对日倚重空前加强。美国不再将日本视为必须约束的“麻烦制造者”，而是维持亚太霸权秩序的重要“帮手”，甚至期待日本“突破自我”，为美国维护地区主导地位做出更多“贡献”。近年来，美国军方反复表示，日本自卫队面临的“国内法律限制”，已经成为阻碍美日同盟提升“互操作性”、打造“一体化威慑能力”的绊脚石。
“和平主义”日益脆弱
实际上，无论日本是否修改宪法第九条，所谓的“坚持和平主义”都已成为空中楼阁。战后日本的“再军备化”从未停止，而历届自民党政府通过对和平宪法进行“自主解释”，不断泛化“自卫”概念，已经大大拓展了自卫队的活动范围。根据这些解释，只要认定“存在安全威胁”，日本不仅可以为盟友及伙伴提供“军事保护”，甚至有权拥有核武器、发展先发制人的“打击敌方基地能力”。
当前，真正约束日本放手扩军备战的，主要是其本国的人力财力限制，以及广大民众对战争的心理厌恶。
但是，日本修宪对其本国及亚太周边国家仍具有深刻影响：突破“和平宪法”本身，意味着日本在尚未彻底反思战争责任的情况下“走出战后”，并助推美国霸权体系进一步扩张；多年来维系地区和平的战后国际秩序将受到威胁和破坏，引发周边国家人民的警惕与担忧。（作者孙文竹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