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评网
作者：段晓鲁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在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总体发展良好，经贸领域的合作日益深化，为双边经济发展带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但新冠病毒、未来经济合作模式的转换及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方面，有着不少挑战与机遇。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倪月菊接受了中评社的专访，就未来中日经济模式转型及疫情下中日经济合作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总体来说，倪月菊认为，未来中日经济合作更主要集中在服务领域、高科技领域和“第三方”市场合作，而在疫情下中日两国应在RCEP框架下，加强合作，联合应对突发事件可能给全球价值链带来的冲击，亦应加强在医药领域的合作，对全球公共卫生做出贡献。
倪月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全日本经济学会理事，欧美同学会留日分会副会长。1988年始在渖阳财经学院任教，从事经济史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博士学位。学术论文有“21世纪的中日经贸关系”，《中国远洋航务》、“国际贸易形式回顾”，《2003－2004年：世界经济分析与预测》、“世界贸易发展综述”，《世界经济年鉴》等。
中评社：您对岸田文雄推出的新资本主义政策有什么看法？您认为，这与安倍经济学有何不同？
倪月菊：无论是岸田的“新资本主义”还是安倍经济学，均以实现经济增长为终极目标，从这点上看，两者的目标是一致的。不同的是实现经济增长的手段有很大的差别。“新资本主义”主张通过“分配的良性循环”促进增长，具体手段就是通过加大对“人”的投资，提升消费能力，以刺激经济增长。因此，有人称岸田的“新资本主义”为“令和收入倍增计划”。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则是希望通过打财政、金融和结构改革的“组合拳”来促进经济增长。目前，岸田的“新资本主义”政策的具体实施方针还没有公布，对其具体的实施效果和前景评价为时过早。但从基本发展思路看，似与“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必须注意的是，当今的日本与当年的日本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有很大的不同。6－70年代的日本经济处于上升阶段，经济增长潜力大、劳动力充沛；当今的日本在经历了长期的泡沫经济后经济增长一直低迷，又面临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双重压力，如果仍然按当年的药方抓药能够治日本的顽疾吗？这是令人存疑的。
中评社：日本对中国40多年的援助计划（ODA）今年停止，经济援助停止对中日关系有何影响？
倪月菊：40多年的ODA对华援助计划落下帷幕。客观地讲，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日本也从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可以说，ODA是一项“双赢”的计划。经济援助停止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尽管中国人均GDP与日本差距很大，但毕竟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且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因此，日本国内反对继续对华实施援助的声音越来越大。但终止对华经济援助并未意味着终止中日关系，而是换一种方式合作方式，即从友好援助模式向对等互惠发展模式转变。事实上，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对华援助规模已经大大减少，但中日经贸关系却越来越紧密。所以，我认为经济援助停止并不会对中日关系产生过多影响。
中评社：有人认为，从中日经济合作的历史来看，日本对中国的投资形式多数都是“我出钱你出力”，您是否认同这个看法？在劳动成本上升的中国，以往的经济合作模式可能遭到淘汰，您认为，未来中日经济合作模式有那些地方可以突破？
倪月菊：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劳动力资源丰腴且成本低，但资金和技术资源短缺。日本则恰好与中国互补，人力成本高，但资金和技术丰腴。因此，成本寻找型，继而是市场寻找型的日本投资大量进入中国。这也恰好符合“雁型发展模式”理论，东亚生产网络也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是符合各国的比较优势的，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积累了大量的资本和技术的同时，劳动力成本也开始上升，“我出钱你出力”的合作方式已很难为继，这也是为什么部分日企迁离中国以及大量中国企业“出海”的重要原因。未来，中日经济合作更主要在服务领域（如：大健康、中医药）、高科技领域（共同开发合作）和“第三方”市场合作等。中日双方将基于新的比较优势，基于互惠互利原则展开合作。在高科技领域，中日在节能环保、先进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海洋科技、人工智能等方面合作的空间很大。
中评社：RCEP的生效为区域经济合作带来契机，您认为这对中日贸易带了什么正面影响？如何利用好这项协定促进未来中日经济发展？
倪月菊：RCEP的最大亮点是在原有5个“10＋1”的基础上，新增了中日之间的自由贸易关系。RCEP实施后，两国间的经济合作将实现制度性突破，对扩大双边贸易、投资，以及促进形成更强韧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有积极推动意义。同时，RCEP为强化中日合作搭建了新平台，增强了合作的动力。我们应充分利用RCEP为两国合作提供的新机遇，促进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首先，利用进一步提高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及便利化水平，增强两国间的贸易粘性。以关税削减为例，截至2019年，中国对东盟10国和澳大利亚进口产品的零关税率均达到94%，新西兰高达到98%，而对日本进口产品的零关税率仅为19%，日本对中国进口品的零关税率为45%。
RCEP生效后，最终两国承诺的零关税率将达到86%。关税的大幅度下跌必将带来贸易创造效果，进一步促进双边贸易的发展。其次，RCEP的原产地累计规则将使成员国更趋向于在RCEP区域内布局产业链和供应链，有利于促进以中日为双头雁的亚洲新发展模式的形成。中日在全球价值链重塑的大背景下，发挥引领作用，共同促进亚洲区域价值链的稳定发展。再次，在RCEP框架下，任何一个“走进”其他成员国的跨国企业，均可以在东道国享受国民待遇，方便、自由、无成本或低成本地从母国或其他成员国获取生产所需的原材料、中间品和相关的上下游服务，资本、技术和产能在成员国间的流动自然就会顺畅很多，这也将进一步促进中日两国的经贸合作乃至产能合作，为进一步深化两国间的经贸合作提供新动能。
中评社：这次拜登亚洲行，在日本启动的印太经济框架，您怎么看？是否会对RCEP、CPTPP带来冲击？
倪月菊：印太经济框架并不是我们理解的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合作协议或自由贸易协定，它是一种超越传统贸易协议的新合作方式。因为其合作内容既不包括谈判降低关税的计划，也不包括清除市场准入壁垒的广泛措施。也就是说，这种新的合作方式并不在乎贸易和投资本身的自由和便利化，而在乎的是规则和标准制定，以及以“共同价值观”为纽带，打造一条独立于中国的供应链体系。因此，可以说，印太经济框架实际上就是要打造一个以共同价值观为基础的印太经济同盟。其针对RCEP和中国的意图非常明显。
从该框架的四大支柱内容看，这种新的合作方式体现了美国自我为中心极端“自私”的本质，体现在每个支柱都有其精心打算的“小算盘”。如不涉及降低关税或市场准入，是为了避免国内“蓝领”受冲击，造成失业；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核心产业价值链的重构，要建立“价值观经济联盟”共同应对中国崛起的挑战，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基础设施和低碳的内容，是为了削弱中国的影响力，为美国重返印太铺路；税收和反腐败内容，是为了促进跨国公司重返美国，实现其“再工业化”战略。
可以说，这是一个绝对利己的“单赢”方案，又要其他成员国心甘情愿的“绑在自己的战车”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对其他成员来说，一方面，无利可图的“空头支票”，很难引起足够的参与热情。另一方面，又要承担与中国这个经济大国脱钩的风险。对于RCEP成员国来说，一定要认真权衡利弊，毕竟中国是这些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如果全心全意为美国对华供应链脱钩埋单，可能对自身经济造成巨大的损失。更何况，这个新型的经济合作框架，是一种相对松散和自由的参与模式，因而约束力有限，存在很大不确定性。所以，我认为RCEP和CPTPP的冲击有限。
中评社：去年9月16日中国正式申请加入CPTPP，您认为，中国加入CPTPP会对中日经济带来什么积极作用？
倪月菊：CPTPP规则代表了21世纪国际经贸规则的方向，也是迄今为止最高标准的区域经贸规则。但遗憾的是，自从美国退出TPP后，CPTPP的国际影响力大打折扣。中国申请加入CPTPP，表达了愿意进一步扩大开放，与国际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接轨的强烈愿望。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贸易国，如果中国能够以更开放的姿态加入，无意将对世界经济增长起到推动作用，也将提升CPTPP的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虽然中国和日本都是RCEP的成员国，但从开放水平看，CPTPP更高。一旦中国加入，日本所获得的利益也更大。据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预测，中国的加入，将使日本2030年的实际收入增加680亿美元。中国不仅可以用CPTPP的高标准来进一步倒逼国内改革，也可以在CPTPP的框架内，享受更优惠的贸易和投资机会，进而促进经济增长。CPTPP和RCEP合力共同促进中日关系的发展。
中评社：目前看来日本仍希望美国回到CPTPP中来，但美国对此似乎并无兴趣，您怎么看？
倪月菊：让美国回到CPTPP中来，是历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菅义伟和岸田文雄）共同努力的方向，然而美国并无意吃回头草。这是因为美国当年退出TPP，遭到国内蓝领阶层的强烈反对。毕竟参与自贸协定的成员方既要“获得”也要“给予”，即在获得其他成员国的给予的优惠关税和更便利的市场准入的同时，也要给予对方相应的好处。而美国国内蓝领担心因此会被其他成员方“剥夺”自己的工作机会。如果拜登宣布重回CPTPP的话，可能对其选票造成一定的影响。但RCEP的启动，无疑又给美国的印太战略带来了不小的影响。如何能在保住票仓的情况下，又扩大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呢？于是，美国抛出了印太经济框架协定，希望用这种新的合作方式，达到“两全其美”的目的。
中评社：日本经济蓝皮书认为，日本对中国市场的定位已经逐渐从加工制造中心和出口基地，向消费中心转移，这对未来中日双边贸易会带来什么影响？
倪月菊：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成本优势正在逐渐丧失，但中国不断扩大的中等收入人群和消费者的消费升级，都日益凸显了中国作为消费中心的魅力。在中国现阶段的消费升级中，增长最快的是教育、娱乐、文化、交通、通讯、医疗保健、住宅、旅游等方面的消费，尤其是与IT 产业、汽车产业以及房地产业相联系的消费增长最为迅速。未来，中日双边贸易中的加工贸易占比会越来越低，服务贸易增长会比较快。比如，大健康、文化、教育、娱乐、旅游等的贸易会有较大增长。
中评社：您认为，日本加入亚投行是否受到政治层面的干预？亚投行对于中日经济合作是否是一个新的舞台？
倪月菊：快速成长的亚投行，越来越成为需求强劲的亚洲基础设施的重要供给者。共同推进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显然可以成为中日合作新的重要舞台，因为中日两国不仅都自身就处在亚洲经济圈，且在该地区都拥有大量投资，共同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符合两国利益和地区利益。目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其他大国关系一直是影响中日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日本是否加入亚投行，不可避免会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无论日本是否加入亚投行，中日经贸合作都应是两国合作的主旋律，这对两国经济、亚洲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都至关重要。
中评社：新冠疫情对全球化造成严重冲击，您认为，疫情下中日经济合作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
倪月菊：疫情对全球价值链造成了严重冲击，凸显了加强区域价值链粘性和韧性的重要。中日两国均是全球价值链的深度参与者。因此，中日两国应在RCEP框架下，加强合作，联合应对突发事件可能给全球价值链带来的冲击。同时，疫情也给中日两国加强在医药领域的合作提供了机遇。首先，日本的危机处理能力和水平世界领先，具有丰富的应对和管理经验。同时，日本在基础医学理论研究方面也在很多领域处于世界的前沿。中国则是后期之秀，特别是在应对非典和新冠肺炎疫情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疫苗研发中也体现了中国研究和开发实力，为世界所称道。在建设健康丝路中，中日两国应该携手合作，在医学基础理论研究和应对突发公共卫生的方式方法上多交流互鉴。其次，文化同源使东北亚地区成为中药使用和中药进出口的重要地区。据统计，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东北亚是中药类产品出口最多的地区，占出口总额接近一半，其中以日本最多，出口产品主要为提取物和中药材及饮片。中国虽然是中药的发源地，但在中药成分提取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未来，中日可以在中成药领域加强合作。再次，中日应加强与日本科研机构或企业在疫苗开发上的合作，不仅可以强强联合，发挥各自的优势，加快研发进度，也可以促使双方对疫苗的互认。
中评社：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您对未来中日关系有什么期待？
倪月菊：中日关系历经50年的发展，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质的飞跃。中日双方应以50周年为契机，以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及双方共识为基础，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这就要求中日两国要坚持合作共赢，做大共同利益。一方面，要积极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提升合作质量水平，把两国关系推向一个系阶段；另一方面，要增强互信，管控好分歧，确保中日关系行稳致远，把一个更加成熟稳定的中日关系带入下一个5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