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光明日报
6月5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一个论坛活动上再次就台湾问题大放厥词，重提“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声称要与台湾及“有志”国家加强关系，使中国“放弃武力统一”。5月22日至24日，美国总统拜登访问日本并参加美日印澳四国领导人峰会期间，日本配合美国“积极表现”，对台海局势等涉华议题指手画脚，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遏华政策的主要帮凶。
日本自诩“亚洲一员”，却距离亚洲越来越远。近一段时期以来，为实现军事大国化的国家战略以及应对周边邻国的所谓“安全威胁”，日本在强化自身防卫力量的同时，还进一步捆绑日美同盟，并发展同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家的“准同盟”关系，其背后的政治意图值得关注。
以“外部威胁”为由谋求军事大国化
日本军事大国化的尝试早已有之，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40年也是日本不断追求军事大国化的40年，在这期间虽然有过曲折和回摆，但整体的趋势并没有发生变化。安倍晋三在2012年第二次执政后，日本军事大国化的步伐开始大幅迈进。例如，安倍政权在2013年成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并通过了“特定秘密保护法案”；2014年又修改了“武器出口三原则”，原则上解禁了武器的对外出口；2015年则在巨大的争议中通过“新安保法案”，据此日本可以有条件地行使集体自卫权。
2020年9月安倍辞职后，菅义伟和岸田文雄在继承安全政策上的“安倍路线”的基础上，还有一些突破性尝试。其中代表性的体现是强化了多边框架下的军事安全合作，将域外大国拉到亚太地区，以此来实现牵制、围堵中国的目标。日本是美日印澳“四边机制”最积极的倡议国，对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所结成的“五眼联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日本与澳大利亚、英国相继签署互惠准入协定，向着准同盟的方向迈出重要一步，而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三国分别在非正式场合邀请日本加入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制造“安全威胁”是日本强化军事力量的重要借口，这一点在俄乌冲突发生以来越发突出。舆论调查显示，俄乌冲突发生后，日本社会支持修改宪法的呼声有所增强。5月2日《朝日新闻》的调查显示，认为有必要修宪的比例达56%，较上一次调查增加了11个百分点。日本自民党所主推的修宪议程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将自卫队作为军队写进宪法中，以此唤醒日本民众的国防安全意识。此外，日本方面以来自中国、朝鲜的威胁为由，继续在国内炒作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以及部署中导系统的讨论。2022年年底日本将出台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届时这些防范、牵制中国、朝鲜、俄罗斯的防卫政策或将有所体现。
日本谋求军事大国化的另一个体现是继续扩大防卫经费，配合美国做好军事同盟的“延伸遏制”。岸田文雄在5月23日举行的日美首脑会谈上表示，日本未来五年的防卫经费将从国内生产总值（GDP）占比的1%提升至2%。2%是北约成员国的防卫经费标准，如此种种不免让人怀疑北约模式“亚太化”的可能性，而日本则可能在这一潜在的同盟架构中扮演关键的角色。值得一提的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计划参加6月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北约峰会，这将是北约峰会历史上首次有亚洲国家的非成员国领导人参与。
以“日本有事”为由介入台海问题
日本追求军事大国化并非只是为了保卫日本领土这么简单。殖民地情结和对海上安全通道的担忧让日本对台海有着近乎强迫症似的敏感。安倍晋三卸任首相之后，在涉及台海的问题上多次大放厥词，其中最受关注的则是其“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的发言。2021年12月1日，安倍晋三在台湾举办的一次线上研讨会中首提“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的说法。今年3月22日，安倍在与蔡英文的线上会谈中再次重申“台湾有事同时就是日本有事，也等于日美同盟有事”，日本协防美国军事介入台海问题的意图可见一斑。
5月23日，拜登在美日领导人会谈后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会为保护台湾而介入军事行动。尽管后来美国国务院对此做了澄清，但日本某些“亲台派”的政客却如同打了兴奋剂，要求日本政府在涉台问题上给予台湾更多的安全承诺。此外，更有像佐藤正久这种有自卫官经历的国会议员呼吁日本正面回应美国的诉求，在外交和安全层面强化同台湾当局的关系，对台政策从模糊到清晰。
日本鼓吹“台湾有事”的背后有着鲜明的逻辑诉求：一方面可以进一步制造“中国威胁”，正当化其军事大国化的诉求；另一方面也可以将台海问题以“切香肠”的策略挑战“一个中国”的红线，最终为台海和平以及两岸统一制造障碍。近一段时期，日台勾连密切频繁，“切香肠”的频率也有所增加。日本自民党与台湾民进党建立了所谓政党间“2+2”会晤机制，这成为日台双边政策沟通的主要渠道。另据多家日媒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今夏向“日台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派遣防卫省官员，这亦是日本对台政策上的一次重要突破。
模糊历史认识、推脱现实责任
与日本谋求军事大国化相并行的是其修正主义色彩浓厚的历史观。否认侵略、美化战争、模糊历史认识是部分日本右翼势力的历史观，而政治家却成了这些右翼势力的代言人。安倍晋三在长达七年多的执政生涯中将其保守主义的历史观深度注入了日本社会。菅义伟、岸田文雄这两位后继领导人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所能够施展的空间十分有限。
岸田文雄作为2015年日韩慰安妇协议签字仪式上的当事人，目前尚没有看到日韩两国化解慰安妇、强征劳工等问题的端倪。韩国新任总统尹锡悦虽有意改善日韩关系，但日本保守势力提出“切割历史”的要求也不是韩国国内社会所能接受的。类似的问题曾经或正在发生在日本同东亚其他邻国之间，只要日本政府在战争责任和历史认识问题上采取模糊、否定的态度，历史问题就如同一个定时炸弹，随时随地都可能让日本同周边国家关系陷入恶化的境地。
近一段时期，日本排放核污水入海问题备受国际社会关注，虽然二者无法做单纯的类比，但从本质上来看与其美化侵略战争、否定战争责任的行为相似。纵观日本排放核污水入海的政策制定过程可以发现，日本无视周边国家的诉求和民众的安全关切，以为有了美国的支持就可以为所欲为，这是失信于周边邻国的表现。虽然尚无法全面研制核污水排放入海对海洋资源和生态的影响程度，但日本此举对其国家形象、国际公信力的恶劣影响却一目了然，这种方式不合情、不合理，更不合法。
5月25日，日本外务省公布了一项对东盟国家民意调查的结果。针对二十国集团中哪个国家（组织）是东盟国家现今及以后最重要的伙伴这个问题，回答中国的比例排名第一。而在三年前同样的调查中，日本曾领先中国3个百分点位居第一。战后的日本通过战争赔偿、官方援助、贸易投资等方式长期深耕东南亚地区，如今东盟国家将中国视为最重要的伙伴，背后固然有中国对东盟外交的不懈努力，同时也侧面表明东盟国家与日本的背离。由此可见，国家间的交流重在本着平等、共情的立场，而不是一方面标榜“亚洲一员”，另一方面却制造“离心力”，距离亚洲越来越远。（作者王广涛系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