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辉：印太构想下日本中期防卫计划新动向 发表时间:2022年06月29日 | 发表人:

 编者按： 

青年学术沙龙是上海日本研究交流中心的品牌活动之一，旨在为有志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青年学者和学生提供切磋交流、成长锻炼的平台，并通过邀请专家学者进行针对性点评等方式帮助年轻学者不断提高学术研究水平。近期我们围绕“印太构想下的日本安全保障战略定位”组织开展了沙龙活动，感谢多位与会青年精心准备并做了专题发言，我们在征得本人同意的基础上，精选了部分会议交流稿，近期将陆续在中心官网“中心动态”栏目及微信公众号刊登发布，以供读者共同研究探讨。

杨文辉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国际政治专业在读

印太构想下日本中期防卫计划新动向

日本自由民主党在2021年的众议院选举公约中明确“将从令和4年（2022年）开始大幅提升防卫能力”“重新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三个文件”。当前，岸田文雄内阁加紧制定《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和新版“战略三文件”，印证了选举公约的逐步落实。

通过对既往安保战略文件的比对和分析，可以看到，日本的安全保障策略具有沿革性——虽在法理层面上沿袭鸠山一郎内阁和岸信介内阁对于《日本国宪法》的解释，但在实操层面上不断更新“专守防卫”的内涵，向摆脱“战后体制”迈进。印太构想下日本中期防卫计划或具有多重新动向：第一，防卫范围向太空、网络、电磁波等新兴领域扩展；第二，继承“装备体系”概念，提升实际进攻能力；第三，在印太框架下加强美印日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第四，结合经济安保进行全方位的安全保障建设。

1 日本的安全保障体系

日本的安全保障体系包括设置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制定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编制防卫计划大纲、确定防卫装备转运三原则，及整备安全保障的相关法制。其中，《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以及《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是日本政府出台和执行与安保相关的外交政策和防卫政策的文本依据。

《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确定大致10年内日本的外交和防卫基本方针，《防卫计划大纲》基于安保战略规定大致10年内的防卫力水平，为达到规定水平，《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估算大致5年内的防卫费用，并最终形成年度预算。2013年第二次安倍晋三内阁任期内，日本出台第一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略称“安保战略”）；1976年、1995年、2004年、2010年、2013年、2018年，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及内阁会议合计制定六部《防卫计划大纲》（略称“防卫大纲”）；1986年、1991年、1996年、2001年、2005年、2011年、2014年、2019年，合计编制八部《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略称“中期防”）。

2 日本安保方针的变化与趋势

防卫大纲的修订能够反映日本安保需求的变化，中期防的改订能够体现具体防卫措施的变化。通过梳理既往的《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可得到1977年至2019年日本《防卫计划大纲》目标与政策（如表1），以及1986年至2019年日本《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方针概要（如表2）。

表1  1977年至2019年日本《防卫计划大纲》目标与政策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防衛省公布资料自制

表2  1986年至2019年日本《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方针概要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防衛省公布资料自制

可以观察到，第一，日本发展防卫力的“防御”色彩渐淡，“进攻”色彩渐浓。从“基础的防卫力构想”到“动态防卫力”“综合机动防卫力”“多维综合防卫力”，日本对安保力量的运用从“被动地”维系独立国家最低限度的安全，扩展到“主动地”干涉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环境。第二，日本安全保障的范围从传统安全领域向新安全领域扩展。通过在自卫队体制中设立“太空作战队”“自卫队网络防卫队”“电磁波作战部队”，扩展了自卫队的职能，保证了日本在太空、网络、电磁波等新兴领域的竞争力和话语权。第三，日本的防卫装备从倚重“质”向“质”与“量”并重变化。相较于对“和平宪法”进行再解释，日本更加偏向借助“装备体系”概念，进行武器装备的储备，以达到安保能力的建设。第四，日本的安全保障合作从单一依赖美国向谋求多边合作框架发展。通过强化日美澳印“四边安全对话机制”（QUAD），不仅能够降低美国在亚太地区“重返”与“回撤”的不确定性，同时能够增强“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从而提升日本的地缘控制力。

3 日本安保防卫的新动向

岸田文雄内阁加紧制定《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和新版“战略三文件”，将形成新的安全理念。新一轮的日本安保防卫计划，一方面将继承并补充已有方针，另一方面将纳入富有“岸田色彩”的新内容。

第一，竞争新兴领域，提升作战能力。日本加紧在太空、网络、电磁波领域的防卫部署。首先，太空领域，包括加强宇宙状况监视（SSA），强化通过宇宙开发所获得的信息收集、通信、位置测定的能力，提升宇宙开发的抗风险能力。日本于2016年起参加由美国主导的“联合太空作战演习”（Global Sentinel）；2018年起参加“施里弗演习”（Schriever Wargame）；2019年开展第一届日印宇宙对话；2021年12月与美国签署备忘录，使日本准天顶卫星系统先后发射两个由美国太空军提供的空域感知光学传感器有效载荷，实现对周边国家不间断的监视。其次，网络领域，包括把握网络相关的最新问题、对应方法、技术动向，以及人才的培养和选拔。2019年日本首次作为正式成员参加了北约主办的“网络联盟演习”（Cyber Coalition），2021年作为正式成员参加北约网络防卫合作中心（CCDCOE）主办的“锁盾演习”（Locked Shields）。电磁波领域，包括强化电磁波的管理和调整机能，提升使敌方监测雷达无效的能力、研发能够改变规则主导权的新技术。2020年日本防卫省在统合幕僚监部指挥通信系统部的指挥通信系统企划科下设电磁波领域计划班，负责电磁波系统的构筑、相关训练与演习等，2021年3月陆上自卫队编入电磁波作战部队“第301电子战中队”，为陆上自卫队提供跨领域作战的能力。

第二，增加装备购置，提升军费占比。1995年时任防卫厅防卫局局长秋山昌广在国会答辩中表示：“在‘专守防卫’模式下开展的军事力量建设，使日本并不具备以攻击敌方基地为目的的军事装备体系。”沿袭“装备体系”的概念，日本加大了对防御性武器的进攻性能研发，当前装备储备在“质”之上增加了对“量”的要求，因为“只要不具备完整的装备体系，便不算拥有了宪法所禁止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为从美国购置武器创造了需求缺口。1976年11月三木武夫内阁决定将防卫事业相关预算控制在国民生产总值的1%以内，以消除日本国内外对于防卫费无节制膨胀的顾虑，被称为“1%框架”。而在2021年众议院选举公约中，执政党自由民主党表示，“将在2022年大幅提高防卫预算，以向北约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对标”。通过观察1976年至2021年日本的防卫支出与防卫费在实际GDP中的占比（如图1），可以得出，首先，从2012年至2021年，日本防卫支出保持了近10年的连续增长，且2021年的防卫支出为197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其次，1987年至1989年日本防卫费在GDP中的占比已超过1%。所以，战略“三文件”修改后的新一轮周期，日本防卫支出或将继续增长，达到一个新高点，同时再次打破“1%框架”。而对标北约盟国的2%占比目标在理念层面有助于日本表达为美国分担亚太防务压力的决心、彰显自主防卫的意愿和能力，但在实操层面尚存在困难。

图1  1976年至2021年日本防卫支出与防卫费在GDP中的占比 

第三，强化多边合作，争取地区主导。日美安保体制被称为“日本安全保障的基轴”。在印太框架下，日本将继续强化日美同盟，同时逐步深化日美澳印“四边安全对话机制”。岸田文雄在自民党总裁胜选后的首相就职演说中表示：“本届内阁将身先士卒，把作为印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繁荣基石的日美同盟提升到更高的水平”“日本将以美国为首，携澳大利亚、印度、东盟、欧洲等同盟国、同志国，充分利用QUAD机制，强力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一方面，“更高水平”意味着在强化日美同盟之外，日本需展现更大程度的自主能力以降低双边关系的不对称性；另一方面，日本需要借助多边平台显示“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的实际价值，增强其在地区的影响力。为此，日本防卫合作的矛头仍将指向中国的崛起问题、台湾问题以及朝鲜核开发问题。2022年3月19日，岸田首相与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 Damodardas Modi）举行日印首脑会谈，一致同意“反对试图在东海和南海单方面改变现状、施加经济压力的行为”“共同应对朝鲜的核开发问题、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等”；5月23日，岸田首相与美国总统拜登（Joseph Robinette Biden）举行日美首脑会谈，一致同意“反对试图在东海和南海单方面改变现状、施加经济压力的行为”“强调保证台湾海峡稳定与和平的重要性”“反对任何损害日本对钓鱼岛长期施政的单方面行动”“谴责朝鲜核试验活动、推进半岛无核化、应对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等”，干涉中国内政之意不言自明；5月24日，岸田首相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总理举行日澳首脑会谈，确认了在防卫、经济、QUAD机制上的紧密合作。2022年3月24日，朝鲜成功试射洲际弹道导弹，预计落入日本的海上专属经济区（EEZ），当日岸田文雄在七国集团（G7）首脑峰会上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并确认“G7就联合应对朝鲜核开发问题达成一致”。防卫大臣岸信夫也与美国国防部部长劳埃德·奥斯汀（Lloyd Austin）通过电话会谈确认两国国防当局的紧密合作，保证日美同盟对于朝核问题的抑制能力和应对能力。

第四，联动经济安保，加大技术投入。2022年5月11日，第208届国会审议通过《基于一体化采取经济措施以推进确保安全保障的法案》（即《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案》），包括“确保特定重要物资的稳定供应”“确保特定社会基础服务的稳定供应”“特定重要技术的研发资助”“专利申请的非公开”四项主要内容。《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案》各项内容的开始推行时间大致从2022年11月至2024年5月不等，与《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三大军事安保战略文件的修订和施行有着阶段性的重合。因此，日本可将“特定重要技术的研发资助”“专利申请的非公开”与“军用技术研发投入”“军民两用技术产业化转化”相协同，使防卫安保与经济安保挂钩，构筑全方位的安全保障体系。一方面，通过政府财政、官民资金、委托智库等方式，资助军事安保技术，特别是“太空、海洋、量子、人工智能、生物工程”等先端技术，为日本新兴领域防卫力的大幅提升打下基础。另一方面，通过规定专利申请的非公开化、技术保密义务、外国申请限制等，防止技术的海外流出，给外国资本的进入以及商业技术转让设置门槛。

4 日本防卫计划变动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首先，日本推动防卫力量在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间的融合，追求“前方作战”与“后方支援”互动的综合防卫，将再次推动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大国竞争，不利于构建中日建设性的双边安全关系。同时安全博弈的零和属性，也将缩减两国相关领域科技合作的可能，导致“竞合”关系中的中日两国“竞”更烈，“合”更难。

其次，日本防卫预算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的相对攀升，将使其他民生领域的资源被动倾斜，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和少子老龄现象常态化的社会背景下，或对岸田政权的民意根基造成冲击。而日本防务费用的绝对增长，将导致周边国家对于日本发展进攻性军事力量的顾虑和不安，降低中日之间的互信水平。

再次，日本密切与美国、印度、澳大利亚等国的安全合作，借“维护印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之名，开展“基于共有价值观的民主国家”外交，行干涉中国内政、挑拨地区热点之实；藉由朝鲜核试验活动渲染周边安全的危机局势，为自身追求“恢复正常国家地位”寻找合法性依据。一方面将使中美竞争的结构进一步固化，凸显中日关系之间的矛盾面，另一方面将加深地区的紧张局势。

最后，将“经济安保”与“军事安保”挂钩的做法，具有逆全球化的色彩，不仅不利于日本作为外向型经济体的经济复苏和增长，更不利于跨境投资和先进技术的商业转让，或将损害作为中日关系“压舱石”的经济联系，破坏民间互惠共赢的良好基础，给双边关系招致更大的不确定性。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见解，不代表上海日本研究交流中心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