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联合早报
今年9月29日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然而中日关系似乎仍是忧多喜少。8月初，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引发中美危机，日本与七国集团和欧盟发表指责中国的共同声明，中日外长会谈取消。日本首相会见佩洛西，提及日美要共同维护台海安全。8月17日，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同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秋叶刚男，共同在天津主持了中日第九次高级别政治对话，这又带来了中日关系转圜的期待。在中国人看来，过去一年半以来，日本似乎完全走上联美制华道路，甚至比美国跳得还高。在美国对华竞争总态势强化的大背景下，日本的对华政策会不会也越来越强硬，中日关系将会走向何方？
笔者认为，当前中日关系面对复杂外部环境和因素的影响，但日本国内政治的影响是更加根本的。中日关系的确困难不少，与此同时也要看到挑战和机遇并存，而关注日本国内政治的发展趋势极为重要。事实上，佩洛西访台正好发生在安倍晋三遇刺，岸田文雄参议院选举获胜并改组内阁的政治剧烈变化期间。
派阀均衡人事与国内政治基础
表面上看，岸田参议院选举大胜，今后三年没有大选压力，只要他改善中日关系的政治意愿够强就有希望；然而，从选后改组的内阁来看，他的国内政治基础尚不稳定。这是中日关系稳定转圜的最大障碍。
首先，从内阁成员组成来看，明显体现了派阀均衡考量。安倍派和麻生派各有四人入阁，茂木派和岸田派各为三人，二阶派二人。这个架构同2021年11月岸田改组内阁时，基本没有变化。换言之，作为自民党内第四大派阀，如果不能获得其他主要派阀的支持，将无法维系现状。
第二，由于安倍遇刺而暴露出来的统一教和从政者关系问题，岸田采取了模糊处理的方式，体现不愿因此造成党内不稳定的意图。事件发生后，不少从政者承认与统一教有关，造成日本社会对政治不信任增加，成为选举焦点之一。岸田在人事安排上也试图照顾到民意，例如没有让承认与教团有关系的防卫大臣岸信夫和经产大臣萩生田留任，但前者被任命为国家安全保障的首相辅佐官，后者则是从政府职位转到党内担任自民党政调会长。
第三，从民意支持角度来看，本想通过改组内阁来提升民意支持的目的没有达到，内阁支持率并未提升。尽管目前岸田内阁支持率超过50%，但不支持率也在35%左右。如果今后在疫情控制和经济恢复方面缺乏实际成绩，不排除民意基础会恶化。
日本领导人要长期执政，必须同时满足党内和民意支持双重逻辑，此次改组内阁实际上反映了两个逻辑的内在紧张，而岸田优先考量的是满足党内逻辑需要，这样的结果是民意基础也受到负面影响。因此，对执政基础尚薄弱的岸田来说，在外交上要有很大的突破，目前几乎不可能。特别是像对华外交这样高度敏感的问题，要有突破须投入大量的政治资源和精力。当前美国对华政策日益趋向竞争的外部环境，以及党内保守力量可能利用中国问题发起攻击，在配合美国基调的基础上，试图保持中日关系相对稳定，从日本国内政治的逻辑看，更会成为其选择。
回想2009年民主党获得政权后，在历史问题和邻国外交上的积极态度，一度引发对中日关系大幅改善的大期待，时任首相鸠山由纪夫还曾经提出过日美中三边正三角关系。然而，民主党执政基础不稳定，结果中日关系在这个自由主义政党执政期间，因钓鱼岛问题而跌入恢复邦交后的谷底。同样，岸田是自民党内具有自由主义传统的宏池会会长，但国内政治基础不稳定，中日关系很容易被政治化。
安倍在过去10几年可说是日本保守政治力量的核心领导人和精神导师，他的突然遇刺似乎让日本保守政治进入缺乏全面核心领导力的时期。我们看到自民党内的不同力量都想利用安倍的权威，以继承安倍意志的名义，最大范围动员和团结保守力量。例如以高市早苗为首的“创生日本”保守议员联盟，提出要推进真正的保守主义，修宪是优先日程。还有在台湾问题上，日华议员恳谈会则主张强化日台关系。在安全保障上，主张增强防卫能力和防卫开支，以及强化经济安全保障。
然而，安倍的长期执政实际上依靠的是将政治经济日程结合，将意识形态和务实主义结合；他在修宪、安保上的保守和经济政策上积极财政的“安倍经济学”和自由贸易同时并进。问题在于后安倍的保守力量中，现在并没有能在各领域都担负起全面领导力的人。一味强调安保和防卫，经济增长和财政负担的问题怎么办？民众心中的疑问，并没有得到政治家的正面回答。再例如过度强调经济安全保障，那自由贸易和经济利益如何保证等，对经济界的疑问，保守政治力量还没有能够提出很有系统看法的人物。
日本保守政治力量暂时缺乏核心领导力的情况，对中日关系的发展可说是双刃剑。一方面，由于缺乏核心领导人，日本政治外交主要议程设定和动员能力，将会相对下降。例如，安倍在去年提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就是日美同盟有事”的“三个有事说”，具有很大冲击力，执政初期开始提出的“安倍经济学”也具有冲击力，安全保障相关法案制定过程极具争议，都引发持续关注。然而，他去世后，短期内似乎很难出现这样具有动员能力的领导人。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日本保守政治力量若朝极力对抗中国的方向发展，动员力也会有阻碍。但另一方面，群龙无首的保守政治力量正因缺乏领导人，可能会出现在对外关系，特别是对华关系上寻找共同点，作为团结保守政治的工具。这也就意味着“后安倍时代”也可能导致中日关系朝着对抗性方向发展。
面对从“安倍时代”向“后安倍时代”（目前尚无法判断是不是能进入岸田时代）的重要转折和变动期，中国对日外交也面临新考验。
笔者认为，中国对日外交须要将高度原则性和高度务实性相结合。事实上，我们看到中国对日外交也体现了这样的结合，在台湾等原则问题上，中国态度坚决，回应有力；与此同时，在保持沟通渠道畅通和构筑民意基础上，也体现了很高的务实性。例如安倍遇刺后，中国国家主席和夫人以及总理的三份唁电外交，就起到非常好的效果。中日第九次高级别政治对话，保持了高层沟通的渠道。
50年来，中日关系经历了风风雨雨，作为互为最重要邻国的中日，中日关系的健康稳定符合双方根本利益，双方发挥智慧，趋利避害，在保持基本稳定基础上改善关系，并非不可能。（作者张云系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现柏林自由大学高级访问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