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国葬与岸田政治的得与失 发表时间:2022年10月11日 | 发表人:

    来源:联合早报

    具有争议性、场面尴尬的“安倍国葬”总算在927日顺利举行,各方的视线很快转移至929日的中日恢复邦交50周年的话题和今后亚洲两大国的关系及走向。

    针对安倍国葬,不少媒体都聚焦于日本的吊唁外交,并与一周前英国女王的葬礼相比较。但对一般日本民众来说,也许最关心的一个最纯朴的问题是:安倍缘何国葬?

    对此,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有几个说法,简而言之,一是因为安倍是日本宪政史上在任时间最长的首相。二是安倍是遭受枪手袭击身亡,国葬为表示国家对暴力之否定与谴责。三是作为政治家,安倍对国家贡献殊大。

    在任时间最长与国葬无关

    但在持异议者看来,在任时间最长并非举行国葬合理化的解释。说得确切些,针对安倍在任时间最长这一事实,包括亲官方的日本媒体在安倍下台时已有较为公允的说法:“任期虽然最长,但欠缺政绩可陈。”哪怕是从最认可安倍政治的保守派阵营的角度来看,只要安倍未完成“摆脱战后体制”即修改宪法的宿愿,功绩就远不如两大“政治妖怪”。一是安倍的外祖父,有“昭和妖怪”之称的前首相岸信介;另一个是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路线,被视为“平成妖怪”的中曾根康弘。两名“妖怪级”的前首相尚且未享有国葬之殊荣,仅凭拥有“(岸信介)优质政治基因”上台,并长期霸住首相位置的“官几代”,由于死于非命而举行国葬,在不少小市民,包括保守倾向人士看来是欠缺说服力的。

    谈到安倍的贡献,争议性就更大了。姑且不谈修宪派兵,牵动国民大论争的敏感课题。就以岸田列举的“安倍经济学”来说,虽然曾经带动日本一部分经济而促使股市一度上扬,对一般工薪阶层来说并无实际的利益和意义。加之官方二度调高消费税税率和通货膨胀与疫情的影响,不少经济学者与民众都对“安倍经济学”恶评有加,甚至指责它是扩大国民“经济格差”的加速器。

    不仅如此,在安倍当政期间,诸如“森友学园”“加计学园”和“赏樱会”等涉嫌滥用权钱等丑闻从未间断并被声讨,迄今尚未了结。在不少平民看来,安倍与动用国家经费举办国葬的“高善大政治家”形象相去甚远。共有60.8%受访者在接受共同社的民意调查时,对安倍国葬持反对或不赞同的态度,充分说明这一点。

    与“吉田国葬”成强烈对照

    在战后日本历史上,唯一曾被破例举行国葬的政治人物是二战后从1946年至1954年陆续几次组阁的前首相吉田茂。

    针对吉田带领战败国日本全面投靠单独占领日本的美国,并在1952年《旧金山和约》生效时签订《美日安保条约》、内外政策唯美国马首是瞻,以及依靠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特需大发横财的政策,日本国内当然有不同声音。他们深恐日本的政治精英将刚从战争噩梦中走出来的日本人命运拴在美国的战车上。但总体而言,以亲美路线、贸易立国和轻武装为标榜的吉田,被公认是引领战后日本从一片废墟走向复兴道路的一大功臣。

    也许因为这个缘故,尽管1967年吉田国葬时逢日本国内“国论二分”(即对国家出路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色彩鲜明之际,反对“吉田—佐藤路线”者大有其人,但在笔者当时就读的被视为学运大本营的早稻田大学校园,贴有“反对吉田国葬、粉碎佐藤政权”的大字报固然有之,但与日本大学生平日三五成群或浩浩荡荡走出校园大跳蛇舞抗议游行等情景相比,完全是两码事。

    记忆里,当天的电视从早到晚都在反复播放吉田国葬仪式和吉田生平纪录片的介绍,气氛庄严肃穆。反观这回安倍国葬,各界与其说是关心安倍政治遗产有何值得歌颂与赞扬,不如说是对岸田吊唁外交的一得一失、与英国女王逝世哀荣的比较更感兴趣。加之会场内外穿插着献花者与“反对国葬”的不同旗号与声浪,两者虽同称为国葬,风格与政治影响不能不说是大异其趣。

    迎合安倍派旨在巩固政权

    对吉田在战后日本政治史上的份量与安倍之巨大差异以及安倍国葬可能带来的负面反响,已在权力中枢永田町打滚了几十年的老练政治家岸田文雄当然不会不明白或未预测到。聪明的他为何在袭击事件发生而事态还未完全明朗时,就迫不及待表示要以隆重的国葬仪式向原本在自民党内存有竞争关系的强劲对手安倍告别呢?

    一个普遍而简单的推理是:这是自民党内弱势派阀首相岸田为了讨好与迎合党内最大派阀安倍派,并借安倍遇刺的悲情团结党内各方势力,建立所谓的“举党体制”,进而巩固政权策略的一环。

    单从参议院选举结果及迄今为止自民党内派阀平衡权术的操纵角度考量,岸田高捧安倍的战略也许是成功的,但从往后行凶者山上彻也逐步透露的内情以及刺杀安倍的动机与缘由,还有各界反应来看,岸田将政治命运与安倍或安倍派捆绑在一起未必对巩固政权有利。

    毋庸置疑,各方对行凶者诉诸暴力的行为都予以否定和谴责,但由此派生或说揭发出来的韩国统一教与自民党人密不可分的关系,却不能不说让岸田头疼不已与穷于应对。

    鉴于战前军国时代政教合一带来祸害的教训,战后的和平宪法明文要政教分离。但事实上,韩国统一教与自民党政客形影不离之交往为时已久,特别是与安倍的外祖父岸信介及其帮派人马关系尤为特殊。据日媒较早时报道,在712名日本国会议员当中,与统一教有关联的就有150名,其中120名隶属自民党。另据较后自民党公布的调查结果,该党379名国会议员有179名与统一教有交往。尤其令人震惊的是,安倍胞弟、前防卫相岸信夫还公开承认,他与统一教人士有交情,并在选举时得到后者帮助。为此,日本舆论界一片哗然,导致岸田内阁支持率一跌再跌。岸田之所以在8月间提前改组内阁,并尽量调离与统一教有关联的阁僚,显然是与上述背景分不开。

    鸽派鹰派之分无实质意义

    从这角度来看,岸田出于私利,讨好与迎合最大派阀安倍派与安倍家族,可以说是未见其利,先见其弊。

    至于出身于池田勇人创建的有“重经济、轻武装”鸽派形象的自民党宏池会的岸田,之所以迅速决定给安倍国葬待遇,当然还有认可与彰显安倍修宪路线的决心与功绩意义,及矢言继承其政治遗产与安倍提出的“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构想与外交战略有关。

    对于宏池会传人岸田的这些姿态,有人认为这只是他的权宜之计,并期待他在政权巩固之后,回到宏池会的初衷并修改内外路线。但环顾上世纪90年代日本政坛大洗牌以来的政局,“保(保守派)革(革新派)对峙”的“1955年体制”早已崩溃,取而代之的是保守党大一统即“总保守化”、也是“总自民党化”的年代。日本政坛的大环境与走向况且如此,自民党内的鸽派与鹰派之分或之争更显得欠缺实质意义。岸田去年竞选自民党总裁的出马宣言,早已表明内外政策与宏池会原本的标榜没有共通之处。

    明乎此,在谈论日本的亚太外交或回顾与展望中日恢复邦交50周年时,期待岸田回归或继承宏池会人大平正芳(前首相、也是1972年促使中日恢复邦交的一大功臣、时任田中角荣内阁的外相)的外交风格与精神,只能说是一厢情愿。(作者卓南生是新加坡旅华学者、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导师、日本龙谷大学终身名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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