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评网
作者：张爽
中评社北京11月10日电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胡令远在中日邦交关系正常化50周年之际接受中评社专访，他认为，50年来，中日关系相对比较稳定，虽然时有起伏，但没有发生对中日关系带来根本性、颠覆性破坏的事件。中日两国在有诸多利害冲突、历史纠结和国际风云变幻的复杂情况下，呈现目前这种状态，虽不理想，但在基本面是可以理解的。
胡令远说，现在和将来一段时期，美国主打台湾牌挑战中国底线，用意深险。而如果一旦台海有事，日本怎么办，将何去何从？这是国际社会十分关注的重大问题。由于日美军事同盟的存在，隔岸观火、火中取栗或坐收渔利等并不现实，也即日本很难完全置身事外。而且台海关涉日本的海上运输生命线，又与钓鱼岛问题相关联，加之地缘政治因素以及美日应对中国崛起的总体战略考量等种种原因，由此，日本并非没有介入台海问题的意愿、冲动和可能性。但同时，日本介入台海危机的代价太高，毕竟中日两国是紧邻，日本一旦介入，即便是有限介入，就是对战后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颠覆性破坏，是拿国运作赌注。因此，日本对如何处理台湾问题、特别是危机状态下的台海问题，其实处于非常纠结的状态之中。
“日本对台政策的走向，与日本对台湾问题的纠结状态相一致，既有相对稳定的基本想法，也有根据事态发展灵活处理的一面。”胡令远说。
胡令远指出，海洋问题在现在和未来中日关系中的权重有不断加码的趋势，日渐成为两国关系特别是战略与安保方面的重点领域。未来日本大概率会在海洋方面挑起更多事端，特别是与美国联手进一步推展“印太战略”，形成对中国的全球性围堵和制约，希冀借此迟滞中国的崛起，或者至少能够在海洋安保方面取得某种平衡，以确保自己的安全。
胡令远表示，在日本国内政治方面，岸田文雄首相一年多来连续两次赢得国政选举，基本上站稳了脚跟。但由于安倍前首相突然遇刺身亡，日本政坛有一种“失重感”，加之美国利用日本加大制衡中国的力度，在内外因素制约下，岸田政府的对华政策与一般的预测和预期，会呈现“反向”或“滞后”特征。对此，中国一方面要有战略耐力，同时要有灵活因应调整的预案。
至于对未来中日关系的期待，胡令远认为还是要不忘50年前邦交正常化时的“初心初志”。在日本一面，就是要汲取历史教训，走睦邻友好、和平发展的道路。在中国方面，则是牢牢把握中日关系的大方向，把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落到实处。而在当下，最亟需的是无论在多么困难的情况下，双方都要多积极推动高层和各个层面、领域的互动与交流，特别是要利用好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契机，积极推动中日关系的改善和建设性发展。
以下是访问全文：
若台海有事 日本难以完全置身事外
中评社：今年8月佩洛西访台后，中国大陆在台海周边进行了军事演习，日本多次对中国的军演表示不满，还声称中方军演发射的导弹落入“日本的专属经济区”，您认为日本军事介入台海的可能性是否在升高？日本是否已经在做一些实质性的准备？
胡令远：这个问题最近讨论比较多，我认为围绕“日本是否会军事介入台海”，有以下四点是难以回避的：
第一，如果台海有事，因为日美军事同盟的存在，日本很难完全置身事外。
第二，台湾问题牵涉到日本的海上运输线。日本是一个岛国，90%以上的战略物资要依靠海外。它的两条主要航线——东南海航线和西南航线，都与台湾的地缘战略地位相关。如果中国实现了统一，日本虽然不能断定这两条航线会受到非常迫切的威胁，但也会认为给其海上通道的安全带来了不确定性，或者说自己的软肋捏在了别人手里。因为台湾问题事关日本的海上生命线，所以日本介入台海的愿望、意志和可能性从逻辑上说都比较高。
第三，台海有事也会牵涉到钓鱼岛主权归属争议问题。不言而喻，无论从历史、地理和法理来看，钓鱼岛均为中国台湾附属岛屿。虽然两岸统一在本质上不会改变钓鱼岛属于中国这一事实，但日本会认为介质的减少将对自身产生实质性不利。因而从这个意义上，钓鱼岛问题增加了日本介入台海的可能性，包括成为国内动员的砝码。
第四，日本介入台海危机的代价问题。在政治上，一个中国原则和台湾问题是战后中日关系最重要的政治基础。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近日在出席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相关活动时强调，要践信守诺，维护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日本如果介入台海危机，势必使战后50年来两国构筑的政治基础遭到颠覆性破坏，这个政治责任恐将成为日本难以承受之重。在军事层面，中日两国是近邻，日本一旦介入，在现代战争条件下遭受的军事打击会到什么程度也并非难以预料。此外，在外交方面，日本和俄罗斯、朝鲜的关系将雪上加霜，与东南亚国家之间也难以顺畅。
另一方面，日本对于介入台海问题也是做了相应准备的。首先，在强化自身军事能力和部署调整方面，日本近年来连年增加军费，军事重心进一步向西南方向集中和集约化，推进靠近台湾的岛屿军事要塞化等。其次，在理念上，日本强调“先发制人”并将其化为政策实践，即发展进攻性武器，如水面作战平台的航母化，计划部署1000枚导弹等等。第三，在法律层面，与2014年解禁集体自卫权相配合，2015年日本国会通过了包括《武力攻击存立危机事态法》、《重要影响事态安全确保法》、《美军行动关联措施法》等计两大类共11个法律文件的所谓“新安保法”。第四，围绕台海问题，日美深化军事合作。2014年日本政府以内阁决议方式解禁集体自卫权，为深化日美军事合作解套；近年日美两国还公开将台海问题正式列入“共同战略目标”，并根据形势发展不断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借以推进平时联合演练和战时无缝衔接；高频密举行以台海为指向的双边以及与盟国间的多边联合军演，从情报收集、后勤补给到联合作战，形成了多维度、一体化、机制化形态。第五，舆论准备，如2021年日本副首相兼财务金融大臣麻生太郎声称，如果台湾遭到攻击，日本政府将认定这是“存亡危机事态”，有可能行使集体自卫权，与美国共同保卫台湾；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也声称“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也就是日美同盟有事”等，意在“先声夺人”。此外，日本还以“党际”或“议会”名义，公开与台湾民进党等直接进行所谓“外交安全对话”。至于水面下日台间的安保互动，媒体也多有披露。
中评社：日本一些政客在台湾问题上动作频频，如日本众议员古屋圭司窜访台湾；与此同时，日本也展现了与中国积极沟通的意愿，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天津同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秋叶刚男共同主持了中日第九次高级别政治对话。在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际，您怎么看日本对台政策的走向？
胡令远：8月2日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一意孤行窜访台湾引起轩然大波半个月后，杨洁篪主任与秋叶刚男局长在天津进行了长达7个多小时的会谈。不言而喻，台湾问题是这次对话的重要内容，因为疫情等原因时隔两年半举行的这次中日外交、安保高层次面对面的直接交流，对于围绕台湾问题出现的新情况以及双方新的关切与基本立场，彼此增进了瞭解，有助于减少误判和形成新的共识。所以这次对话非常及时，具有特别的意义。
冷战后特别是近年来，日本关于台湾问题的基本战略思路，既有相对稳定的考量，也有根据事态发展灵活处理的一面。
所谓相对稳定的基本考量，首先，依托目前美国在军事、科技力量等总体占优的态势，最大限度集合同盟国以及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以台海问题为突破口，军事干预中国的和平崛起。而一旦台海有事，并不存在日本是否配合美国的选项，而是怎样配合的问题。作为策略考量，日本在配合美国的同时，如何将中国的反制和报复降到最低程度。不过，因为中日两国是近邻，加之有很深的历史纠葛和恩怨，一旦发生军事冲突——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对于日本来说不啻是拿国运作赌注。从实际操作方面，因为和平宪法的存在，日本只能依据解禁后的“集体自卫权”介入，其行使的前提条件是对日本形成“存立危亡”的事态发生，但实际上对这种事态的判断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因此，就会带来“倒阁”的风险。所以，日本政客虽然对“以台海问题为抓手，与美国及西方世界联手以军事手段阻断中国崛起”的考量心存侥幸，但这无论对日本的国运还是对他们本人的政治生命，似乎都是无法承受之重。因而，纠结于侥幸与代价之间，也就成为日本难以逃避的宿命。其次，日本的第二个战略考量就是台海维持现状，不统不“独”。日本与美国、北约等联手，通过包括“印太战略”在内的各种机制化平台，对中国实现统一形成牵制和威吓，期待随着时间流逝，台湾对大陆越来越离心离德，他们再见机行事。但日本也知道，时间在中国一侧，所谓“不统不独”的局面迟早会被打破。即便如此，尽力维持依然会是日本的战略选项。
今后日本对台政策的走向，应该是基于上述战略性考量，利用国际格局的变化，如俄乌冲突等的影响，不断强化以美国为首的军事同盟机制，利用科技等优势对两岸关系施加影响，同时，利用地缘优势等，不断密切和深化日台各领域合作，为一旦台海有事作铺垫。
海洋问题是现在和未来中日关系的重点领域
中评社：中日之间的海洋问题与台湾问题密切相关，在台海局势日益复杂的情况下，您认为日本是否会在海洋问题上有更多的动作？中日应该如何管控可能的危机？
胡令远：我认为海洋问题在中日关系中的权重会呈增加的趋势，主要表现在安全与战略两个方面。
首先在国家安全上，日本作为岛国，安全基础非常薄弱。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近海，链型国土构成容易被分段切割，没有战略纵深。所以二战中太平洋战场日本一旦转为守势，失败的命运就决定了。另外就是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物资严重依赖海外，海上运输线成为生命线，从中东和澳洲等运送大宗能源资源物资，数千公里海上运输线容易被攻击，成为日本国家安全的短板。
日本的自然禀赋使其国家安全诉求与世界多数国家相比呈现非常不同的特点，即海洋问题是国家安全的“软肋”，因而表现出超常的敏感性，表现在中日关系上，有两个方面的刺激：一是，不仅中日GDP总量在2010年发生逆转，而且在短短10年多一点的时间内，中国的GDP总量激增为日本的近4倍。综合国力的急速消长，成为日本调整对华战略的关键要素。以日美同盟为抓手、打造美日印澳四国机制平台、推出印太战略——在通过同盟战略制衡中国方面，日本可以说比拜登政府先行一步，发挥了引领者和战略推手的作用。另一方面，日本对中国近年建设海洋强国战略十分警惕，将此视作日本海洋安全的“担忧事项”，在历年《防卫白皮书》中呈逐渐加码趋势，特别是近年来刻意加重原来作为领土主权归属争议的钓鱼岛问题以及作为一个中国原则的台湾问题的安全诉求要素。如通过2010年抓扣中国渔船船长事件、2012年的购岛闹剧，日本政府要达到的真实目的是要进一步明确、坐实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军事同盟体制。通过强化钓鱼岛一旦有事，日美必然联手应对机制，以此威吓中国。这是在近海一面，而台海问题涉及日本海上运输生命线，安倍前首相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就是日美同盟有事”，可谓异曲同工。日本前经济产业大臣中川昭义曾说，日本的海洋通道一旦被中国卡住，等于日本的脖子就被掐住了，那时日本就会成为中国的一个省了。中川昭义的话虽然极端，但代表了日本精英的普遍担忧。也即中国的崛起，特别是海洋强国战略的推展，日本认为对自身的国家安——特别是有着致命软肋因而非常脆弱的国家安全保障，是一种威胁，至少是一种不确定因素。因此，我们看到日本的国家战略近年来向海洋安全不断倾斜，中日关系在海洋方面进入多事之秋。
近年日本先是在东海、台海、南海活动，后来又扩大到太平洋、印度洋，从以菲律宾仲裁案为代表拉拢东南亚相关国家，到建构美日印澳四国安全机制，再到与北约相勾连，都在努力打造由“点”“面”“线”构成的网络。“点”即近海的钓鱼岛；“面”即东海、台海、南海至印太战略涉及地区。而“线”则基本上内含或外延于上述地区的所谓日本的海上运输生命线。通过这样一个也正好与拜登的同盟战略相吻合的地缘政治网络，日本在国家整体战略上，冀以借助最大限度的外部力量来制衡中国；与此相表里，通过这些举措平衡中国的海上力量，以确保日本的海洋安全和国家安全。
与此同时，日本深知除了借助以日美同盟为基础的外部力量之外，增强自身的军事能量更是实现国家战略特别是海洋安全战略的基础保障。由此，近年日本军费连年增长，而且注重发展进攻性武器平台。特别是2014年以政府释宪方式解禁集体自卫权，并由国会一揽子通过新安保法案之后，强调先发制人，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部署1000枚远程导弹，甚至购买和部署海基美国战斧式巡航导弹等，逐渐由安全理念的变化成为政策实践。
中国一直希望和期待日本能够客观、理性认知中国的崛起。日本在国家安全特别是海洋安全方面的对华战略疑虑，实际上是陷入了认知误区的杞人之忧。中国的崛起包括建设海洋强国，是自身发展的自然逻辑，并无以此制约日本、威胁日本安全的主观意图和实际行为。包括中国近年在钓鱼岛、台海和南海的举措，皆为最低限度的维护国家主权权益的合法行动，仅此而已。
至于未来日本在海洋方面是不是会挑起更多事端，我认为大概率会发生。近年来日本各种动作不断，今后也会强化，重点应该是围绕台海一旦有事情况下，日本与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及伙伴国家共同应对机制的强化与细化。而这也离不开印太战略的进一步推进，重点是借助美日印澳四国机制，进一步加强与印度、北约的关系，以期真正形成对中国的全球性围堵网络。
岸田对华政策可能有起伏 中国要有战略定力
中评社：日本前首相安倍遇刺身亡后，日本政治格局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您认为日本国内政治格局的变化对中日关系有什么影响？
胡令远：安倍突然遇刺身亡对中日关系有比较大的影响。这件事使日本政坛产生了一种失重感，原来右翼势力的核心突然没有了，日本政治势力需要重新整合。
岸田首相在自民党派系中属于有重视日中关系传统的宏池会；如果他要长期执政，就必须将他提出的实现增长与分配良好循环的所谓新型资本主义落地，如果蛋糕越做越小，再合理的分配也没有用处；而要实现增长，强化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应该是岸田的选项。按照以上判断，岸田执政对中日关系应该是利好消息。
2006年安倍第一次执政，我们对他并不报期待。但他一上台就提出了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把两国关系定位到“战略”高度是一个突破。但他在位仅仅一年，与他的前任小泉纯一郎相比，中日关系其实也并没有得到真正改善。2010年日本民主党执政初期，鸠山由纪夫首相提倡东亚共同体，对中国友好，我们对民主党政权寄予很高的期待。但2012年的购岛闹剧，也恰恰发生在民主党野田佳彦执政时期，令人大失所望。2012年底安倍梅开二度，中日关系持续恶化。到其执政后期的2018年左右，中日关系由低谷重回正轨。但新冠疫情发生后，两国关系总体呈后退态势。以上中日关系起起伏伏的事实说明，两国关系的好坏，虽然与执政者的对华理念相关，但其实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因此具体到岸田来说，除了他个人的对华基本理念、态度和意愿之外，美国因素的制约，国内右翼政治势力的杯葛，近年持续低下的民意基础等，决定了岸田政府对华政策的摇摆性和不确定性——虽然他也一再表示要致力于建构稳定的、务实的建设性中日关系。
而从岸田执政一年来的实际情况来看，他在安全理念上强调先发制人，具体为日本应该具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他利用俄乌冲突强化与北约的关系，并加强与菲律宾、澳大利亚的安保合作。而在经济安保方面，则积极配合美国，出台针对中国的经济安保法，设置专门担当大臣，打造印太战略的经济安保框架。以上种种，包括在涉台问题上，岸田在对华战略和政策取向上，表现出强硬的一面。
但与此同时，他顶住安倍等实力派压力，坚持启用时任日中议员友好联盟会长的林芳正担任外相，虽然有栽培林将来通往首相之路的用意，但有利于与中国打交道也应是其重要考量。在自民党内属于少数派系的岸田，虽然取得了两次国政选举的胜利，但目前总体上还是一个弱势首相，日本还并没有真正进入岸田时代。因此，不能排除岸田眼下只能按照安倍长期执政形成的日本政治正确的惯性轨道前行，其对华政策的真实意愿目前还难以定论。
鉴于此，中国对岸田政权还需有战略耐力，加强与日本在经贸领域的深度合作，特别要利用好已经生效的RCEP平台，中国在加入CPTPP方面也采取了积极态度。扩大经贸合作，不仅造福于两国人民，同时也有利于岸田新经济方略的落地和业绩，这也是其成为长期政权的重要基础。不管怎么说，岸田宏池会的底色还在，尽管在他或长或短的执政生涯中，不管是受外力的裹挟身不由己，还是基于宏池会理念让位于严峻的中日关系现实，他有可能至始至终都采取对华强硬政策。但中国为了中日关系的大局，都会释放最大诚意。当然，这并不排除针锋相对的斗争，譬如鉴于岸田政府在涉台问题上的错误言论，中方取消了王毅外长与林芳正外相的会见。
总而言之，不确定性和总体取强硬态势，应该是岸田政府对华外交的基本特征。
中日应重新找到最大利益公约数 取得新平衡点
中评社：在中美博弈大背景下，您认为美日同盟的加强对未来中日关系有何影响？您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对日本的影响有多大？
胡令远：可以非常肯定地说，日美同盟会继续加强，这是因为双方的需求呈增量状态。一方面拜登政府的同盟战略是以美日同盟作为最重要的抓手，特别是在把中国定位为最大敌手之后，由于地缘政治关系，日本的地位愈加凸显，因此美国加大对日本的拉拢力度是不二选择。日本则要借助于日美同盟实现制衡中国，以确保自身安全的战略目标。
在这样的背景下，日美同盟不言而喻一定会走强。现在中美之间的博弈、竞争还在不断激化和深化的过程中。譬如美国参议院外委会近日又通过了《台湾政策法案》，还会以各种方式不断加大利用台湾问题挑战中国的力度。美国的对华战略与政策，不言而喻对日本的负面影响非常之大。换言之，美国对华施加的压力越大，就越会刺激日本挑战中国的战略冲动和具体举措，日本就会更积极地配合美国的对华制衡战略。于中美之间在一定程度上采用平衡战略，近年似乎已经被日本所弃置。
在这种情况下，中日关系的改善难度很大。但事在人为，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美日对中国的崛起陷入了认知误区，与实际相悖，所以它们采取的对华战略难以持久，也根本上不可能实现。这种对华战略的迷失，不仅损害中日美三国人民的根本福祉，也会给人类带来灾难性后果，因此改弦更张才是唯一的出路。
中国的快速崛起不仅对人类历史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打破了与世界霸权国家美国和作为近邻的世界强国日本之间的平衡。直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总量分别居世界前三位的美中日三国，需要客观、理性地面对已经变化了的世界格局，共同努力，以和平的方式探索三国关系新的平衡点和利益的最大公约数，造福于三国人民并惠及整个人类社会而不是相反。美日采取的对华零和博弈战略有悖于此，因此不可能达到预期目的。如前所述，改弦更张才是唯一出路。而中国，也应该在其中发挥引导和塑造作用。
就中日关系而言，不忘初心，共创未来。在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际，两国领导人互致贺词，表达了对未来中日关系的期许。而对中日之间的重大问题，一方面中国对日本政府的涉台错误言论进行坚决斗争，同时也举办中日高级别政治会谈，如前述邀请国家安全保障局长秋叶刚男来中国交换意见。两国还应积极创造条件，为推动领导人互动创造机会。加强交流与沟通，是走出认知误区的重要前提条件。
中评社：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初期，中日两国守望相助，留下了“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佳话。但近年来中日民间相互好感度一直不高，尤其是日本民间对中国的好感度很低，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胡令远：这是大家非常关注，也好像是一个非常难以理解的问题。
日方学者认为，在2014年北京APEC会议之前，中日双方在北京就处理和改善中日关系达成的四点原则共识，已经标志着中日关系有所改善了。但是我认为中日关系的调整应该是2017年日本出台了一些举措，特别是2018年中日领导人时隔多年的正式互访，再到2019年习近平主席赴大阪出席 G20会议，与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达成了十点中日关系未来发展的共识。当时中日关系发展的势头不错，安倍首相也对习主席发出了正式访问日本的邀请，如果没有新冠疫情的话，可能已经成行了。但2020年疫情突然爆发，中日关系改善的势头也随之戛然而止。其原因究竟何在？
疫情初期中日关系有一个短暂的蜜月期，但很快就结束了，并且两国关系变得越来越差，譬如民间好感度已经降到了历史最低。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三个方面。首先，疫情前中日关系的改善，具有安倍出于策略性考量的因素之所致。即安倍2012年再次执政之后，到2017年的5年中，一直采取制衡中国的战略。但是收效甚微，如果持续下去，日本经济界也不答应，这就会影响到安倍长期执政。因此安倍调整对华战略，策略性地改善中日关系。也正因为是策略性的，所以一遇到风吹草动，就很脆弱。其次，在于中日之间所谓的结构性矛盾，主要包括钓鱼岛主权归属争议、台湾问题和历史问题，而海洋问题作为日本国家安全的考量近年成为新的负面结构性要素。这些结构性矛盾，犹如病灶一般，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发作。最后，中日之间最大的问题，还是如杨洁篪国务委员和王毅外长反复强调的，即日本不能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崛起，出现了认知上的误区。
由于以上原因，所以当新冠疫情发生后，美国向中国甩锅，日本认为打压中国的机会来了。日本的电视、报纸等媒体都一再播放、刊登关于中国疫情的负面报导。现在是信息时代，国民情绪受到大众媒体的很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中日关系有反复，以及由于缺少直接交流的机会，国民好感度创新低，都在所难免。
再如海洋问题，日本学者在与我们交流时表示，在疫情之下，中俄联合舰队在日本周边海域巡航游弋，给日本国民以直接性的很大刺激，产生一种威胁已经到家门口了的感觉，这也是国民感情陷入谷底的直接原因。我们的回答则是，近年日美强化同盟关系，给地区安全带来威胁。中俄此举，不过是反应性应对之举。日美祗有摒弃零和博弈思维，才能避免被反噬的结果。
不忘初心 中日应该通过强化交流减少误判
中评社：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您如何评价50年来中日关系的发展？您对未来的中日关系有何期许？
胡令远：50年来，中日关系相对还是比较稳定的，虽然也有起伏，但并没有发生给中日关系带来根本性、颠覆性影响的事件。中日两国在有很多利害冲突、历史纠结和国际格局风云变幻的情况下，呈现这样一种状态，虽然不是理想中的，但也并非不可理解。
虽然当下的中日关系还处在困难时期，但回顾邦交正常化以来50年间的风风雨雨，特别是在实现邦交正常化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两国领导人从大局出发，高瞻远瞩，发挥了高超了政治智慧，克服各种严重障碍，使两国关系恢复正常，并不断因应世界格局的变化，指引两国关系朝着建设性方向不断发展。其对现在与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昭示意义。
现在中日关系面临困难的原因，主要是以彼此综合国力的快速消长为诱因发生的。日本要客观、理性看待中国的崛起，需要一定的时间；而中国要讲好自己和平崛起的故事，也需要时间自证。而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加强两国高层的互动和包括安保在内各个领域的交流，对于深化在新格局背景下的相互理解，日本走出认知误区，回归50年前恢复邦交时和平友好相处的初心，无疑是非常必要的。
我们也看到，在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际，两国领导人互致贺词，表达了建构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的意愿和期许。目前，新冠疫情已经大大缓解，双方应该抓住机遇，积极创造条件，推动两国高层的直接互动，同时，逐渐恢复因疫情中断的各种交流机制。实际上，中日两国各界利用邦交正常化50周年这一节点，举办了诸多形式的纪念和交流活动。通过这些举措，双方共同探求未来50年中日关系的发展方向，取得很多共识，紧张的国民感情也得到一定缓解，可以说开了一个好头。期待疫情早日结束，交流更加顺畅。
中日关系虽然比较脆弱，但50年中，在四个政治文件指引下，也还是呈逐渐成熟起来的态势，这也是我们对未来的中日关系抱有信心的基础。
构建契合新时代的中日关系，任重而道远。但正如原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先生所说，“我们不能静观，因为我们不是局外人；我们也不能束手无策，因为我们相信事在人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