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张全
11月17日，在曼谷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习近平主席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双边会晤。这是近3年来中日首脑首次面对面会谈，也是岸田就任首相以来首次与中方领导人线下接触。
外界关注，继近日中美元首会晤之后，中日此次首脑互动将对全球第二、第三大经济体之间的关系产生何种影响。同为亚洲经济重要引擎的两国，又如何在首脑外交引领下寻找推进地区和平发展的相处之道？
重要意义
上一次习近平和日本首相的面对面会谈，还要追溯到2019年12月。当时，习主席与日本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在北京举行会晤。双方领导人达成共识：要共同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日方还邀请习主席第二年春天访问日本。然而，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打乱了既定的双边交往安排。在疫情肆虐的3年中，两国高层互访基本停止。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两国关系进入“知天命”之年，本应变得更成熟、更有可预期性。但日本对华外交的摇摆性，让人对双边关系的不确定因素感到担忧。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日首脑时隔近3年首次面对面交流，被寄予广泛期待。日本舆论将两国领导人坐下来面对面沟通视为一次难得的契机，“对未来两国关系走向极为重要”。新加坡等亚洲其他国家的学者也认为，会晤是个“积极的消息”，有助缓解亚洲两大经济体潜在的“战略不信任”。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胡令远表示，此次会晤对于推动中日关系沿着正确轨道发展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对中方而言，这是新冠疫情以来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与日方首脑线下会晤。虽然疫情期间双方也曾有过互动——包括去年10月岸田当选日本首相后双方领导人通话、今年9月纪念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际互致贺电等，但这更多侧重于节点性、表态性的互动。“要让彼此深入沟通，还是面对面最直接、最有效。”
这也是中共二十大后习主席首次与日方领导人接触。在中国确定新的发展方向和对外交往方针之际，中方将更明确地向日方阐明对中日关系和世界大势的思考。
这还是在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际举行的一次首脑会晤。50年来，包括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在内的一系列重要原则共识，成为两国关系长期相对稳定发展的定海神针。在两国关系处于十字路口的关键时刻，重温邦交正常化的初心，恪守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各项原则，无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对日方而言，会晤也给岸田提供一个重新思考和调整对华外交、使其更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机会。
胡令远认为，岸田属于自民党“宏池会”，这一派系有重视中日关系的传统。然而，受到内政外交制约（包括自民党内的执政根基、安倍遇刺后日本政坛的“失重感”、美国利用日本加大制衡中国力度等），岸田的对华基本考量和举措并未真正成熟，其对华政策与一般预测相比也呈现“反向”或“滞后”特征。
例如，岸田口头上表示“愿推动构筑建设性、稳定的日中关系”，但行动上却在积极配合美国“印太战略”，尤其是加强同北约的勾连、在涉台问题上错误言行不断，触碰中方红线等等。“相信此次与习主席会面，能促使岸田深入思考：如何将中日这一重要的双边关系调整到较为理想的状态。”
此外，中日首脑会晤之前，中美元首已举行过3个多小时的会谈，致力于建设性管控分歧。这对日本可能也会起到示范作用，为日本高层对华沟通创造一种“减压”的氛围，有助于日方更深入了解中方的外交战略和意图。
题中要义
如何顺应潮流大势，坚持和平友好，深化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共同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应是此次中日首脑会晤的题中要义。
一是双方对于中日关系发展现状和未来走向的见解——如何在形成“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共识的基础上，将这一理念具体化，进一步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确立框架和方向。二是中方围绕台湾等核心利益问题表明的关切，及其对日方释放的信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表示，眼下中日关系遇到一系列困难，但双边关系总体仍处于相对平稳状态。
这些困难，一是来源于全球大变局的影响，二是来源于双方由来已久的纠葛，例如历史问题、东海问题、钓鱼岛问题等，三是来源于东亚地区局势的演变，尤其是以美日同盟为外交基轴的日本受到美国因素的严重干扰，多次在台湾问题上说三道四，破坏了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
因此，如何坚持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的精神和原则，不偏离多年来确保两国关系平稳发展的政治基础，在当下尤为重要。“没有起点，就没有未来。忘记初心，中日关系就失去继续发展的根本。”
胡令远认为，日方在台湾问题上走得比较远，应当认识到这是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重大原则问题，必须重信守诺。
除了中日存在的分歧需要及时沟通、管控，合作议题也受到外界特别的关注。
目前，中日经济关系依然强劲，去年两国贸易额达到3714亿美元，创历史新高。胡令远表示，岸田若想长期执政，就必须将他提出的实现增长与分配良好循环的“新型资本主义”落地。而对于外向型经济体日本而言，要想做大经济增长蛋糕，与中国的经贸合作是一个重要方面。
因此，一方面，中日应致力于在双方优势领域开展合作，发挥现有多双边机制的作用，夯实经贸关系压舱石。另一方面，也要拓展新的合作领域，在气候变化、应对疫情、数字经济等领域深挖潜力。
吕耀东说，中日首脑会晤是在APEC多边外交舞台上唱响的“双边戏”，从议题设置看自然包括如何使中日双边合作更利于亚洲的整体发展。而事实上，中日关系的“健康指数”也事关亚洲的繁荣稳定。
当下，虽然全球经济低迷，俄乌冲突持续，但东亚经济圈仍显示出一定的韧性和活力。中日作为“搬不走的邻居”，如何通过深化互利合作来致力于亚洲的发展振兴，尤其是利用好RCEP、CPTPP等机制来营造开放互利的格局，应当成为超越双边范畴的更大主题。
机遇与挑战
“正如中方多次强调的，当前的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中日关系不进则退。”胡令远说，展望未来，中日关系机遇与挑战并存。
机遇体现在，两国在区域治理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和课题，比如在实现双碳目标、绿色发展方面存在共同战略需求。挑战则集中于地缘政治领域，“这主要源于日方未能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的发展。”
胡令远说，回眸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的历史，我们能找到中日的相处之道——第一、第二个政治文件，强调了双方和平友好的基调。第三个政治文件，是在冷战结束后对两国如何相处进行“再定位”。第四个政治文件，则形成于中日双方综合实力逆转的前夜，来确保两国关系未来适应这一变化，实现互惠互利。在最近的10多年间，中日高层也不断通过达成新的共识，来管控分歧，顺应新形势的变化。可以说，双方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致力于求同存异，找到新的利益平衡点和最大公约数。如果能够恪守这些原则和共识，就能为各方创造更大的机遇。
例如，中日在推动“一带一路”第三方市场合作方面，就提供了“化竞争为合作”的范例。只要双方以战略和长远眼光，从两国根本利益出发，将“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落实在行动中，排除干扰，就完全可以将制约对方的平台转变为合作的平台，使中日关系得到多层次的建构。
吕耀东认为，美国因素对中日关系发展构成挑战，也对东亚和平稳定构成冲击。日本要求中国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在对华外交中突出“建设性”，这实际上是被美国的价值观外交“带节奏”，是以“规范性”替代真正的“建设性”，希望借此塑造中国的行动。这显然是中国不能接受的。中方希望日方从地区整体利益的大局出发，来思考如何为惠及亚洲国家共同利益发挥建设性作用，看清多极化、区域一体化的时代潮流，共同反对零和博弈与阵营对抗，促进地区稳定和区域融合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