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自日本《世界经济评论》杂志网站
亚洲的贸易秩序因美中对立而摇摇欲坠。现在还无法预料美中“脱钩”今后将会呈现怎样的趋势。如何应对美中对立，这对日本而言是一个很苦恼的问题。本文希望就日本在重构贸易秩序方面的作用展开探讨。
拜登政府对华加强出口和投资管制
当前，美中两国在高科技领域的霸权之争愈演愈烈。美国拜登政府沿袭前任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强硬路线，为防止可转为军用的尖端技术外流而采取加强出口管制和对美投资限制等措施，从而以高科技领域为中心加速推动美中“脱钩”。
今年10月，拜登政府公布了一项在半导体尖端技术方面对中国扩大和加强出口管制的新举措。今后，美国企业若向中国出口用于人工智能（AI）和超级计算机的尖端技术，将采用由商务部许可的制度。其原因在于，这些技术也可能被转用于制造导弹等武器。
与此相关，拜登政府还扩大了原本只针对华为公司等一部分中国企业的出口管制措施的适用范围，以使用了美国技术的半导体很可能被转用于军事和武器研发为由，宣布将中国的31家企业和团体追加列入“实体清单”（Entity List），也就是涉及国家安全的出口限制清单。
另外，对于外国企业对美投资，今年9月，美国总统拜登也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实施更为严格的审查。此举的目的在于，阻止中国为获取美国的尖端技术而进行对美投资。
在对美投资审查的问题上，随着2018年8月《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FIRRMA）在美国国会获得通过，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权限得到了增强。而这次，拜登签署的行政命令又让CFIUS的审查变得愈加严格。
不仅如此，拜登政府还计划在高科技领域引进关于美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事前审查制度。其诱因是中国推进的国产化战略。今年7月，中国公布了要求以高科技领域为业务范围的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进行设计、研发和生产的方针。此举意在获取外国企业拥有的尖端技术。因此，外国企业正在面临痛苦的选择，要么把技术交给中国，要么退出中国。
为了对抗中国，美国国会参议院于去年6月通过了《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众议院于今年2月通过了《美国竞争法案》。然而，由于参众两院对两部法案的整合工作遇阻，美国国会便选取了半导体制造和研发等容易达成共识的项目，于今年8月通过了《芯片和科学法案》。
美国国会希望在今年秋季对未获得通过的项目展开协调，其中最大的焦点是对外投资的审查制度。该制度遭到美国国内产业界的强烈反对，再加上朝野两党面对中期选举各怀心思，因此，协调工作举步维艰。
在此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今年10月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大会上提出，今后中国也将本着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对抗的思维，继续推进强国路线。他还就“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国家目标再次强调，要到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予以实现。
此外，鉴于美中两国在半导体等最尖端技术方面走向“脱钩”，习近平从着眼于美中对立长期持续的国家战略出发，阐述了中国推动科学技术“自立自强”的重要性。这等于再次宣告对美国的霸权发起挑战，今后，美国的对华包围圈势必进一步增强。
美中对立导致贸易秩序摇摇欲坠
面对对华包围圈，中国展开了一系列反击行动，包括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等。
中国希望通过RCEP和CPTPP构筑对华依赖程度较高的供应链，并强化经济上的威慑能力和反击能力，进而依靠这些举措在美国“缺位”期间加强在亚洲的影响力。不过，由于CPTPP门槛很高，即便中国真有意愿，要加入也是非常困难的。
为了加强与亚洲国家的关系，以免美国被排挤在亚洲之外，火烧眉毛的拜登政府急忙创建了“印太经济框架”（IPEF）来对抗中国。IPEF是美国主导的“友岸外包”（friend shoring）的一环。所谓“友岸外包”，意味着通过与能够信任的盟国和友好国家的合作来构筑安全的供应链。
今年9月，在拜登政府的主导下，在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韩国、新西兰、东盟（ASEAN）七国以及斐济等共计14个国家就启动IPEF谈判达成了共识。而反过来说，当前已经不存在美国重返TPP的可能性。
IPEF的最大特色是采用“模块方式”，这与自由贸易协定(FTA)大相径庭。IPEF包含贸易、供应链、清洁经济、公平经济这四大领域，每个领域都是独立的框架（模块），各国可以按照领域加入。其目的在于增加参与的国家。但是，这种耍小聪明的做法会起到多大效果呢？
IPEF不包含取消关税等放宽市场准入的措施。这是美国国内情况所导致的结果，因为降低关税涉及财政政策，需要国会批准。而拜登所在的民主党并非铁板一块，降低关税的条款很难获得国会批准，因此，拜登政府打算绕开国会达成相关协定。
从亚洲各国的角度来看，与美国缔结经贸协定的优点是美国的市场准入优惠，所以，IPEF缺乏吸引力。因此，IPEF确保参与国家的积极性的关键在于，能否给出其他好处（实际利益），例如，在强化用以确保重要物资供应的供应链、完善用以实现“脱碳”的基础设施建设、高科技领域的技术合作等方面能够准备多少诱人的条件。
不过，依靠IPEF并不能完全摆脱对华依赖。中国外长王毅警告称：“试图孤立中国，最终孤立的将是他们自己。”因此，也必须考虑那些厌恶在美中之间“选边站”的国家。即便是“友岸外包”，如果过度暴露出排挤中国或对华包围圈的色彩，也很可能会让一些国家因为担忧遭到中国的反对和报复而离开IPEF。
再者，决定IPEF前景的将是今年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倘若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大败，难以主导国会运作，拜登政府将变成“跛脚鸭”。如此一来，IPEF也将飘泊无依。
日本能否成为连接美国与亚洲的“桥梁”
为了重构因美中对立而摇摇欲坠的亚洲贸易秩序，日本作为协调方备受期待。那么，日本应该如何应对美中“脱钩”？
第一，日本和美国是同盟关系，因此，日本应对中国的基本原则是与美国合作。不过，日本的真正想法是，希望在与美国保持步调一致的同时，也尽可能与中国维持稳定的关系。日本又能否设法不在美中之间“选边站”，而是贯彻坚韧的平衡外交呢？
第二，IPEF谈判是日本平衡外交的试金石。美国如果过分执着于排挤中国，将难以再用通常的手段拉拢害怕遭到中国报复的东盟成员国等国家。而日本的职责是，敦促急于求成的美国保持克制，并使美中“脱钩”尽可能地停留在有限的、局部的层面。
第三，今后，日本是会听命于美国，还是会成为一个能够灵活巧妙地对美国时而“踩刹车”时而“加油门”的优秀协调方，这可以说是考验日本真正价值的局面。
第四，只要美中继续对立，日中关系就无法摆脱“冷和平”。甚至一旦“台湾有事”，连这种“冷和平”都难以实现。因此，其影响是乌克兰危机不可企及的，而美中全面“脱钩”也在所难免。为了避免发生紧急事态，最大限度的外交努力是不可或缺的。这已经不是杞人忧天，日本政府和企业也应该尽快做好应对紧急事态的准备。
第五，日本应该坚持不懈地加强美国与亚洲的经济关联。重要的是，为了使IPEF谈判达成协议，日本不仅要善于协调美国和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要以决不放弃的姿态劝说美国重返CPTPP。这就是日本作为连接美国和亚洲的“彩虹桥”的职责。（作者马田启一是日本杏林大学名誉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