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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登平:岸田执政以来“反击能力”推进的特点——以“政高党高”的决策模式为视角 发表时间:2022年11月28日 | 发表人:

     编者按:

    青年学术沙龙是上海日本研究交流中心的品牌活动之一,旨在为有志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青年学者和学生提供切磋交流、成长锻炼的平台,并通过邀请专家学者进行针对性点评等方式帮助年轻学者不断提高学术研究水平。近日我们围绕日本将于年底修订完成的“战略安全三文件”组织开展了沙龙活动,感谢多位与会青年精心准备并做了专题发言,我们在征得本人同意的基础上,精选了部分会议交流稿,近期将陆续在中心官网“研究成果”栏目及微信公众号刊登发布,以供读者共同研究探讨。

    陈登平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生

     

    岸田执政以来“反击能力”推进的特点

    ——以“政高党高”的决策模式为视角

    一、岸田内阁对反击能力的推进

    岸田内阁自上台以来,就积极地推动日本防卫政策的调整,而反击能力(即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则是此次调整的核心。而在反击能力的推进中,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日本政府决策模式的改变。要分析其决策模式,首先要梳理一下反击能力在岸田内阁时期是如何被推进的,笔者将其区分成法理层面的讨论和落实层面的计划这两个部分。

    法理层面的讨论涉及了反击能力与宪法、自卫权、专守防卫等原则的关系,也包括了反击能力的具体定义和命名,决定了反击能力该以怎样的方式和形式被写入防卫三文书中。落实层面的计划则聚焦于日本该如何在现实上拥有对他国基地的攻击能力,主要包括了国防预算、军备列装与购买、技术研发等问题。

    二、岸田内阁反击能力推进的特点:“政高党高”的决策模式

    1)反击能力推进中的分工

    在岸田内阁反击能力的推进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主要有三个主体:首相官邸、自民党政务调查会和防卫省,这与安倍、菅内阁有所不同。在安倍、菅时期,首相官邸直属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与国家安全保障局在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相关议题中发挥着绝对的主导作用。

    但在岸田内阁时期,首相官邸不再大包大揽,仅仅在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上敲定了要讨论拥有反击能力的基本方针后,就将具体的任务交给了政调会和防卫省。政调会参与主导了政府举办的有识者意见交流会,根据与各界专业人士的交流以及国会、社会的讨论成果,拟定了修改防卫三文书的提言,确定了反击能力的基本定义和名称,在法理层面为反击能力的拥有铺平了道路。而防卫省则聚焦于反击能力所需的装备、预算等问题,为反击能力的具体落实做准备。

    2)安全保障调查会的作用

    而在这一过程中,自民党政调会下辖的安全保障调查会则尤为活跃。安全保障调查会由自民党内部的资深国防族议员组成,自安倍时代便长期关注反击能力的发展,经验丰富,其要员大多有防卫相的任职经历。

    会长小野寺五典全程参与了本次反击能力的讨论与推进,主导了防卫三文书修改提言的汇总与起草,频繁发声影响社会舆论,并与首相岸田文雄保持着密切的沟通联系,对岸田在防卫领域的决策有较大影响力。近一年来,基本上每一次岸田政府在防卫领域有重大动作前,小野寺都会和岸田会面商议。在当下进行中的自公两党的磋商里,小野寺同样担任了自民党实务工作团队的代表。

    而另一位安保调查会的重要成员滨田靖一则在岸信夫辞任后接任了防卫相一职,将安保调查会的意志贯彻到了防卫省的具体落实层面。其他安保调查会的成员,包括稻田朋美、岩屋毅、佐藤正久等人在内,都在反击能力推进的各个环节里积极行动。安保调查会不仅局限于提言的起草,对主要由防卫省负责的预算、装备等事项也深度参与。

    可以看出,与安倍-菅时期形成的“官邸主导”、“政高党低”的决策模式不同,在岸田执政后,自民党在防卫政策调整中的作用得到了显著提升,逐渐形成了“政高党高”的格局。政调会不再是为首相官邸背书的橡皮图章,而是开始主导反击能力的构建和推进。

    三、“政高党高”的形成原因

    1)岸田文雄的理念

    之所以日本的决策模式会有上述转变,笔者认为有两个原因。首先,这和岸田本人的理念有着密切关系。岸田在执政前,曾在安倍政权中担任政调会会长长达四年之久,对他的理念产生了较大影响。在岸田担任政调会长期间,首相安倍正致力于集权于首相官邸,通过首相官邸自主进行决策。相对的,岸田的政调会的权力则大幅缩水,自民党内对政策的事先审查反而成了对首相官邸决策的事后追认。

    岸田不满现状,曾多次表示要终结“政高党低”的格局,将自民党内的议论反应到政府决策中。在总裁竞选期间,面对轻视政调会的河野太郎,岸田也明言“政府和党就是车的两个轮子,要追求‘政高党高’的政治”。在上台后,岸田经常与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茂木敏充共进晚餐、会晤沟通,有时还会加上官房长官松野博一,意在加强党和政府间的交流协调,将党的意见整合到政府决策中。此外,岸田还热衷于出席政府与党联络会议、政府与党政策恳谈会,频繁到访自民党本部并参加自民党役員会,展示了对自民党的重视。

    另一方面,岸田自竞选以来便一直将“重视倾听”作为自己的理念进行宣传。岸田希望自民党能够起到倾听和汇聚民众声音的作用,这也是他青睐于“政高党高”模式的因素之一。

    2)派阀政治

    其次,“政高党高”模式形成的第二个原因,则与自民党内部的派阀政治密切相关。客观层面上,岸田本人的派阀在自民党内较为弱势,岸田本人也难以形成“安倍一强”式的格局,无法像安倍一样压制自民党内的反对意见,党内势力自然会抬头。主观层面上,考虑到首相官邸、国家安全保障局和防卫省经过安倍多年的经营,不可避免地受到安倍影响;岸田若试图在防卫政策领域获得更多自主性,就不得不依靠深受他本人影响的政调会。

    因此,岸田积极推动政调会参与防卫政策调整。其中,安保调查会则最为他倚重,这显然也有派阀政治的考虑。安保调查会的会长小野寺五典本人出自岸田派;会内要员岩屋毅、江渡聪德、河野太郎都出自关系友善的麻生派,岩屋毅还是岸田好友;现任防卫相滨田靖一本人无派阀;佐藤正久隶属关系同样友好的茂木派;属于安倍派的要员只有稻田朋美等人。总体而言,安保调查会受安倍影响较小,更利于岸田掌握主导权。

    四、展望

    但由于安倍的突然遇刺,日本政坛和自民党内部的格局如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派阀势力的此消彼长可能会影响到“政高党高”的存续。不过目前来看,岸田并没有大幅度改变“政高党高”的意图。在未来的防卫政策调整中,岸田政府的决策模式是否会出现新的变化,这又会怎样影响防卫政策,也值得后续的关注和讨论。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见解,不代表上海日本研究交流中心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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