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联合早报
当今国际秩序正处于大变动期。国际社会以往在价值观和利益观上形成的共识开始松动，所共同拥有的规范和制度等国际关系的游戏规则也在动摇。
在国际政治学当中，关于安全保障研究有一个隐形知识，即构筑并维持良好的“（国家的）信息沟通”机制是安全保障政治的基础。具体来说：第一，通过协商来调整国家间的利害关系并非易事。第二，没有其他选项可以替代通过协商来调整国家间的利害关系。第三，如果谈判当事国之间的“信息沟通”失败，由此所造成的误解可能会引发不必要的战争。所以国家间的“信息沟通”很重要。对于身处国际秩序巨大变动期的各国来说，都须要明确国家间“信息沟通”的应有方式。
日中关系也是如此。日中两国的有识之士呼吁“信息沟通”的重要性，表示日中间的紧密交流很重要，尤其是首脑间的直接沟通。但当务之急是通过良好的“信息沟通”机制，要构筑怎样的日中关系。
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日中关系，和今后的日中关系的目标应该是一致的。良好稳定的双边关系，必须为亚洲以及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但是，今后50年并不是无条件地存在于迄今为止的50年的延长线上。
日中首脑将现在的双边关系称为“具有建设性的稳定的日中关系”。但是，在现实中，可以说正被“安全困境”所束缚。对于追求一个什么样的（有利于本国和平与繁荣的）国际秩序，两国之间存在差异，且日渐明显。日中两国提出的国际秩序观的不同，也是造成地区不稳定的因素。
例如，两国社会对安全保障的威胁认识不同。
根据日本非营利机构言论NPO和中国国际出版集团去年11月30日发表的“第18次日中共同舆论调查结果”，两国所认知的威胁来源不同。79.8%来自日方的受访者回答“感受到了有威胁的国家或地区”的存在；中方受访者的比率为47.1%。其中，日方把中国列为“感受到有威胁的国家或地区”的第一位，其次分别是朝鲜、俄罗斯。另一方面，中方“感受到有威胁的国家或地区”的第一位是美国，其次是日本。
关于“感到有威胁的理由”，日方的回答是（该国或地区）“在东海的行动”。相反，中方则认为是“日本与美国合作，在军事上包围中国”。这个答案比认为“日本有侵略战争的历史”的数值还要高。根据该调查结果可以发现，日中之间已互相把对方定位为有威胁的国家。
日中两国共享着经济利益。日中两国一边保持着紧密的经济往来和源远流长的人文交流的关系，同时也引导着两国、亚洲以及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繁荣。这种“纽带”在双边关系恶化时，作为恢复稳定、维持良好关系的“复原力”发挥了作用。但是经过50年，日中经济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中国企业的迅猛发展，日中的经济关系不再是仅用互补关系就能定位得了，竞争方面也在增强。日本社会中寻求更公平竞争环境的呼声正在高涨。
此外，日中政府对共同寻求处理安全保障紧张关系的有效战略，须要做出一番努力。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再次证明，仅靠全球化和相互依存，国际社会无法维持和平与繁荣。当然，现在的日中关系并不是在这条动线上，也不能在这条动线上。被束缚在安全困境中的日中两国，为了克服秩序观的不一致，须要努力找出两国间的“共益性”。
过去50年日中关系的基本想法，在1979年12月7日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访问北京时举行的演讲题目《寻求新世纪日中关系的深度和广度发展》中便有所体现。在那次演讲中，大平宣布对中国实施经济援助。大平提出的理由是，因为中国“现代化的政策与国际合作的核心相通，可以期待，一个富裕中国的出现将会更好地和世界相通”。这可视为将中国迎向现有的国际秩序中，寻求共同发展的“共益性”之举。正是这一“共益性”，支撑着至今为止50年的日中关系。
目前受困于“安全保障困境”的日中关系，具有怎样的“共同利益”呢？日中之间的稳定关系，是由两国“共益性”，以及为寻求“共益性”而奋发的努力所维系。说到底，两国是否根本就不在同一国际秩序之中呢？若彼此追求的国际秩序不同，是否又能在其中寻求到“共益性”呢？共探“共益性”，或许是日中两国在接下来的50年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作者加茂具树是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