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时报
经济全球化自肇始以来就一直伴随着区域一体化。先是欧洲共同体过渡到欧盟，建立统一货币，将区域一体化推进到迄今为止最高水平。接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将美加墨三国的经济更紧密地绑在一起，区内贸易和投资实现高增长。这种以发达经济体为核心的区域一体化也刺激着其他地区尝试进行经济整合。
不同的是，发达经济体内在市场广阔，经济自主性和竞争力强，对外影响远大于受外部影响。而东亚、拉美等地区的后发经济体，在起飞阶段既需要欧美的资金、技术、管理，又需要欧美大市场，这种外向型、依附型经济决定了它们之间的竞争往往大过与美欧的竞争，更难整合成与美欧匹敌的地区经济一体化。例如，比北美自贸区（1994年）还早一些成立的（拉美）南方共同市场（1991年），虽然在区域整合和带动区域国家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一定成就，但一体化进程总体缓慢。
亚洲地区经济一体化动态则更复杂。一直以来，亚洲主要是一个地理概念，远未形成政治、经济或文化上的整体单元。总体而言，迄今为止的亚洲一体化核心原动力来自东亚（包括东南亚），东亚经济（包括东南亚）在全球化浪潮下成为一个独立单元，出现所谓“东亚奇迹”。日本腾飞带动“四小龙”崛起，接着又是“四小虎”。它们在产业链上形成垂直分工，这是全球化带来的区域整合。
中国迅猛发展则完成了东亚经济崛起和整合的至关重要一环。这个过程分为几步。第一阶段，中国以承接美欧日等低中端制造转移的方式融入地区及全球产业链，随后以充沛劳动力资源和强大产业配套成为本地区终端产品制造中心，而日韩及东南亚转而成为零部件和原料供应方，日韩提供上游零部件，东南亚主要承担低端部件和原材料供应。东亚国家多以制造业立国、以出口带动增长，主要面向美欧大市场且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内部分工大于相互竞争。东亚整体上对美国形成巨大贸易顺差，中国是终端产品集成出口者，对地区经济体主要是逆差，对美欧则是较大顺差。
第二阶段，中国产业逐步升级，低端制造业开始向东南亚等地转移，周边则从中国进口中上游零部件然后加工成最终产品面向美欧大量出口，中国对周边由逆差逐渐转为顺差。中高端产品竞争力增强，使中国仍保持对美欧的强大出口能力。东亚的区域整合与跨区域（东亚与北美和欧洲之间）经贸联系的不断深化、强化并行不悖，尚未表现为“全球化向区域化转型”。
在美国挑动贸易战、俄乌冲突、世纪疫情等干扰冲击下，东亚经济仍呈现强劲发展和整合态势。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全球占比从2010年的18.2%提高到2021年的29.8%。2021年，中日韩三国加上最近飞速增长的越南等，使东亚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大大超过40%。与此同时，东亚地区国家间贸易额也出现较大攀升，区内经济联系更为紧密。这意味着即使面临“逆全球化”和大国地缘政治博弈强烈干扰，东亚经济整合的内在动力仍然强大。
美国持续保持对华关税施压，试图通过技术管制、出口管制、产业补贴、搞贸易集团化等推动供应链“去中国化”，但这反而加快东亚经济内部整合。美国对华贸易霸凌只改变了东亚内部分工结构，但未改变东亚在全球制造业中的地位。这与美国追求的制造业回流、“让美国再次伟大”、“美国工人优先”发生冲突。美方挑动贸易战无法改变反而加深了中国在地区产业链中的中心地位。美国希望用高规格、高标准的贸易规则来“更新”国际经济秩序，以“印太经济框架”来重新规划地区整合，以价值观为纽带重组供应链、推动所谓“可依赖伙伴”间的自由贸易，但它拿不出更多市场来满足地区制造业不断扩张升级的需求，地区内部市场的扩张与强化就成为必然。美国意图难以达成，根源在于其重振制造业与东亚制造业在整合中更快更好发展形成矛盾。
中国发展带动地区产业链和贸易整合，还有RCEP加持，都显示全球化生命力依然强大。但这还只是第一步。东亚区域的货币秩序仍是美元体系，区域仍暴露在“美元陷阱”的风险之下，货币政策深受美元走势影响。区域国家多是能源资源进口方，但未形成统一的能源安全合作安排，区域国家也未能利用“大客户”身份形成议价合力。区域国家主要以制造业立足，但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域外需求可能大幅萎缩，域内产业冲突也可能加剧。
更长远看，随着美欧产业保护主义抬头，东亚地区与北美、欧洲先进产业冲突可能升级。日本等个别国家可能会在产业发展方向上主动配合美国的调整，希望进一步融入美西方产业链，导致区域整合路径更为复杂。况且，美国一直是区域的强大存在，不断利用历史纷争、地缘矛盾、安全担忧等干预区域整合。在中美复杂博弈下，东盟次区域的一体化进程反而得到各方支持并快速深化，成为影响地区整合和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南亚、中亚以及西亚也在不同程度加深与东亚经济的联系。总之，全球化在逆潮下越来越以地区化呈现带来的以中国为龙头的地区产业链整合，虽然不一定能决定地区一体化的方向，但无疑会产生巨大影响。未来的地区一体化进程将继续在复杂博弈中寻找路径，寻求新的平衡。（作者廖峥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