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时报
日本外务省4月11日发布新版《外交蓝皮书》，不仅将中国正常的国防事业发展称为“有史以来最大的战略挑战”，而且开篇就渲染“随着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和地缘竞争激化，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根基面临动摇”，宣称“日本周边也面临着凭借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的挑战”。这种国际秩序观以意识形态划线，充斥着阵营对抗的零和博弈思维，也掺杂了日本谋求军事松绑和大国地位的私心。
这份私心从4月5日日本岸田内阁通过“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OSA）实施方针就能看出，因为这个方针正式确立了其对外提供军事安全援助的新制度。这份“低调”出台的文件虽未引起外界高度关注，但如果将之放在日本推动强军扩武的大背景下来观察，有关政策的潜在影响不容低估。联系到近来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的一系列动作，这一新政至少在三个方面值得警惕。
第一，标志着日本援外战略的军事安全转向。二战后日本通过政府开发援助（ODA）对发展中国家广泛施援，成为发展援助大国，帮日本塑造了“和平国家”的形象。根据日本政府的说法，此次在ODA框架外新设这一OSA制度，主要目的是适应“志同道合”国家的安全需求，通过无偿资金合作等方式向有关国家提供包括军需物资在内的能力建设支援。在此前通过的2023财年财政预算中，日本政府列支了20亿日元经费用于相关合作。尽管与ODA相比规模尚小，但日方未来有意将之确立为新的援外战略支柱，打造输出军事安全影响的新抓手，这显然与日本谋求政治军事大国地位的国家战略目标一脉相承。
第二，将助推日本进一步突破军事安全禁区。从日本此轮强军扩武动向看，除了谋求扩大防卫开支和发展进攻性军事力量等“正面突破”外，还表现出鲜明的“横向突破”特征，即对外军事合作的拓展和深化。对于受制于和平宪法的日本而言，后者的突破更具隐蔽性，面临的内外阻力也更小。不难预见，未来日本通过OSA机制开展对外军援，将逐步架空“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制约，帮助日本进一步扩大海外军事活动范围，这也意味着日本和平宪法的规定和“专守防卫”政策彻底名存实亡。此外，日本国防军工产业也可借此拓展海外商业利益。目前日本防卫产业生产基础强化法案已经进入国会审议阶段，未来出台后有望与OSA机制形成配套联动。
第三，预示着日本地区安全角色的消极转变。日本政府声称OSA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创造出对日本有利的安全环境”，并且在援助对象遴选中突出意识形态取向，老调重弹要从维护“基于法治的国际秩序”出发，要考虑对象国的“民主化、法治化和人权状况”来施援。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声称，“要创造对日本有利的安全保障环境，除了从根本上强化自身防卫力量外，提高盟友的威慑力也不可或缺”。尽管日方在政策文件中宣称不会直接介入国际冲突，但从其潜在的援助对象看，主要集中在“印太”地区，东南亚国家可能成为重点对象。这也给OSA新政增添了地缘对抗色彩，为日本进一步介入南海等地缘热点问题埋下伏笔。在外媒的解读中，OSA已被直接定性为“支持友军的新制度”，认为日本要成为“地区安全角势的创造者”。
作为地处欧亚大陆边缘的岛国，日本对外战略素来贯穿着地缘权力竞逐的思维，一方面要维护和拓展日本作为“海洋国家”的权力边界，另一方面要制衡大陆影响，阻遏陆权大国的海洋扩张。在中美亚太博弈加剧的背景下，日本表现出鲜明的“联美制华”的政策取向，不断操弄东海、南海和台海议题，正是日本这种国际权力观的直接体现。尽管国力不断下滑，日本逆势而动，不满足于通过对外经济援助来维持国际影响，又打着“创造对日本有利的安全环境”的旗号，谋求拓展国际安全影响，本质上也是要在国际地区大变局中下先手棋，积极参与大国竞争的“权力游戏”，以在新的地区秩序和权力格局中抢占有利地位。
最近，日本不仅积极参与各种美国主导的小多边安全机制，试图将北约引入亚太，推动美日菲三方安全合作，还打着“经济安全”的旗号逢迎美国的“脱钩断链”计划，这些做法都给亚太地区的团结合作局面蒙上了阴影，加剧了地区分裂对抗的风险。针对未来日本对外军事安全援助产生的影响，恐怕需要从地区安全“搅局者”的角度加以看待并作出应对。
毋庸讳言，日本有关做法制衡中国崛起的企图明显。在此前出台的“安保三文件”中，岸田政府将中国定位为“迄今面临的最大战略挑战”，突出防范、牵制和威慑中国的政策指向。但与此同时，日本对华也呈现出矛盾心态。在日前举行的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中，双方达成八点共识，日方也展现出同中方保持对话沟通、管控矛盾的意愿。但这种两面派手法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日本当政者还需认清，日本要创造的安全环境不可能通过对抗中国来获得，实现大国地位也离不开中国的支持和认可。（作者项昊宇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