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解放军报
日前，日本内阁发布新版《海洋基本计划》。作为日本海洋战略的国策性文件，该计划确立了未来5年日本海洋政策的发展方向。该计划与其去年年底发布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三份安保政策文件一脉相承，肆意渲染日本面临的外部威胁，强调要增强日本的防卫力量与海上执法能力，试图进一步突破和平宪法约束。这种违背历史潮流的行为，无疑将显著增加地区安全风险，值得各方高度警惕。
确立基本方针
自2008年起，日本《海洋基本计划》每5年颁布一次，本次是继2008年、2013年、2018年以来日本政府第四次颁布该项文件。
新版《海洋基本计划》在内容上共分为三部分。一是分析了日本海洋领域面临的基本形势，确立了海洋政策的基本方针，包括“综合的海洋安全保障”“建设可持续海洋”以及应采取的主要措施等；二是对今后5年日本将在海洋领域实施的政策、相关部门的紧密合作等做出具体规定，包括加强海洋安全保障、强化海洋监测能力、推进离岛保护和专属经济区开发、促进海洋产业等方面；三是对推进海洋政策的必要事项做出规定，包括从强化综合海洋政策本部职能、对海洋政策推进状况进行多元评价等方面，进一步推进海洋管理体制建设，明确各相关部门的权责与合作事项，以及规定如何对外公布海洋政策信息等。
折射扩军野心
与上一版相比，日本新版《海洋基本计划》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试图通过渲染周边安全威胁，强调强化防卫力量与海洋执法能力的紧迫性。为渲染日本所谓“国家利益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严重威胁”，文件不仅污蔑中国海警船的正当执法维权行动，甚至刻意歪曲中国在东海、南海维护国家主权的合法行动。这些极为荒诞的言辞，折射出日本政府借机扩军的危险图谋。
强化军事力量。文件指出，“为应对战后最严峻复杂的我国周边海空区域的安全保障环境，防卫省、自卫队谋求防卫力量的根本性强化”，为此将全面提升日本的防卫力量和海上执法能力。一方面，推动军警一体化。加强自卫队和海上保安厅的共同训练、在事态应对中的密切配合，明确规定在“有事”时，防卫大臣有权统辖指挥海上保安厅。这种做法，无疑是将日本的海上警备力量纳入了防卫体系。另一方面，推动渔业管理警备化。在农林水产厅下设渔业管理总部，加强对所谓“外国渔船违法行为”的管制，为渔业管制船配置防弹、防刃和防水枪等装备。
完善情报系统。文件突出强调要加强情报工作，在日本领海内综合运用防卫省、自卫队、海上保安厅和内阁官房等拥有的舰艇、巡逻船、测量船、飞机和卫星、海岸雷达，加强海上监视和情报收集。特别是要积极推动卫星、无人机、无人遥控潜水器等新技术在警戒监视中的应用。与此同时，文件还声称，日本将与所谓的“志同道合”国家联合打造情报收集、分析和共享体制。
鼓吹集团对抗。文件强调，在这个对抗与合作复杂交错的时代，日本将与美国等国一起，遏制“有事”的发生和单方面改变周边现状的尝试，推动国际关系、特别是印太地区实现新的力量平衡。具体而言，就是要加强海上自卫队与他国海军的共同训练、开展联合演习，继续推进自卫队的海外派遣活动，加强安全保障能力和威慑力。同时，还要推动海上保安厅通过“日美澳印”等多边机制强化能力、推进与各国海上保安机关的合作。
妄图突破红线
作为确立日本海洋战略的国策性文件，新版《海洋基本计划》与其新版安保政策三文件一脉相承，不是聚焦于和平利用海洋、和平解决争端，而是反复使用“急剧变化”“深刻威胁”等词语，浓墨重彩渲染安全威胁，企图突破和平宪法约束，为增加防卫费和增强所谓“防卫力量”寻找借口。
《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国际法文件，确定了战后国际秩序。以此为基础，日本军队解除武装、战后实施民主化改革并制定了新宪法。1947年5月开始实施的《日本国宪法》，以国家最高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和平主义理念，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但是近年来，随着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趋势的不断加剧，日本在侵略扩张的历史认知问题上，出现不断倒退的迹象。不仅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回避对二战时期强征劳工等问题的真诚道歉，文部省还屡次修改教科书歪曲历史。与此同时，日本政界“修宪”声音不绝于耳，防卫费连年上涨。在本国经济复苏乏力、国内物价高涨的背景下，日本政府却为不断提高防卫费、扩军强武煞费苦心。这样的日本实难取信于国际社会。
开历史倒车者，必将再次走入歧途。频频发布充斥扩军图谋的国家战略文件，不仅背离了日本和平宪法的宗旨，违背了日本国内民意，也将加剧地区安全风险。在《波茨坦公告》发表78周年之际，日本应当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遵守和平宪法，摆脱零和思维，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作者朱晓琦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