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时报
日本即将向海洋排放福岛核污染水，但韩国政府的一些高层和执政党人士却频频发出支持言论，充当起日本“宣传大使”的角色，比如国务总理韩德洙竟称日本福岛核污染水“能喝”。韩国政治精英越是用这种方式拉近韩日政府间关系，就越会刺激韩国社会对日本、对本国政府的双重不满，从而加剧韩日两国社会的心理互斥。因为不少韩国人认为本国早已实现“克日”目标，但政府却仍然对日“低三下四”，且日本仍视韩国为“二等国家”，还试图暗中抹杀其“平起平坐”的要求。
韩国社会一直对日本持有文化上的优越感，这一点，从不少韩国人迄今仍贬称日本天皇为“日王”就可看出。只是那段被日本殖民的历史令他们十分沮丧，为了洗刷那段屈辱历史，韩国树立了“克日”的目标，即超越日本，韩国上下为此付出了长期而艰辛的努力，包括向日本学习经验和技术等。21世纪初，韩流风靡日本，韩国人的对日心态发生剧变。2010年三星电子的营收超过索尼、松下等日本大企业，进一步鼓舞了韩国社会。自此，韩国人开始掰着手指计算何时会全面超越日本。
最近几年，韩国大众媒体经常用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人均GDP、瑞士国际管理学院（IMD）发布的国家竞争力排名、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发表的竞争性工业绩效（CIP）等指标已经超过日本来寻找自信心和优越感，并得出韩国已经实现“克日”目标的判断。
这种判断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对日政策主张。一种认为，韩国不应再像以前那样容忍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必须坚决和正面应对日本的打压。另一种认为，既然韩国已经实现“克日”目标，韩日实力已经“水平化”，那就应该“不再纠结过去”。前一种政策方向反映了大多数韩国人的想法，是他们深层次民族心理的体现；后一种则更多是韩国保守势力的对日认知。这就是为何尹锡悦政府打着改善韩日关系的旗号对日让步得不到大多数韩国人支持的主要原因。
日本对韩国的国力发展以及对日认知的变化则非常警惕。实际上，日本社会至今仍对韩国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俯视心态。特别是在日本右翼势力的心目中，韩国仍然是“二等国家”，是需要继续接受日本指导和保护的“小兄弟”。于是，当韩国对日叫板时，日本毫不客气地宣布对韩实施制裁，试图让韩国看清楚两国的差距。有趣的是，日本对韩国的制裁却被一些韩国学者解读为“这反映的是一个‘失去三十年’的日本对经济高速发展的韩国的潜在嫉妒心态”。由此可见，韩国社会的对日认知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日本对韩国的优越感，显然不只是在经济和科技水平上。据说，日本还拒绝韩国成为G7的扩员对象，不同意其加入“四方安全对话”等。因为日本尚无法接受曾经的被殖民地韩国平起平坐的要求，更无法接受韩国也来分享日本自认为享有的地区和全球影响力。当然，日本也是担心下届韩国政府是否会再次推行“对日叫板”政策。尽管如此，如今执政的韩国国民力量党仍公开宣称，受邀出席G7峰会说明韩国“在心理层面已跻身G8”。
最令日本担心的还是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一旦朝鲜半岛实现统一，作为单一的朝鲜半岛国家在人口、国土等各方面都将大幅逼近日本，并且还可能迎来新一轮经济腾飞和军事力量的增强。鉴于韩日之间的历史纠葛和现实领土争端，东京无疑担心出现这种潜在的“威胁”。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在战略上不仅不愿意看到一个统一的朝鲜半岛出现，甚至希望朝鲜半岛再出现一次危机，从而迟滞半岛统一进程和韩国的发展。这同时也可能为日本提供战时特需的机遇，以及利用地区危机修改“和平宪法”、进而实现“军事大国梦”的机会。二战后的日本就是利用两场地区战争实现再次崛起的。
这一切，尹锡悦政府似乎并不在意。可以说，日本成功利用了韩国政府希望“平起平坐”的心态，助推首尔把历史问题放在一边。以至于岸田首相每见一次尹锡悦总统，他的支持率就上涨一次，而尹锡悦的国内支持率却始终徘徊在30%左右的低位。
总之，随着大多数韩国人对日本的自信心和优越感越来越强，他们就越难以容忍其政府在历史、领土等问题上对日本的单方面让步，而日本对首尔的警惕和俯视心理也会随之增强，这又会反过来刺激韩国人的民族自尊心，从而形成日韩社会间越来越大的互斥张力。（作者詹德斌是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朝鲜半岛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