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联合早报
日本《产经新闻》6月29日报道，日本政府决定将下半年外交政策的重心，调整到稳定同中国的双边关系上。与此同时，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还希望争取到双方高层直接对话的机会，来推动中日关系实现突破。这一新闻报道的说法，也与前段时间岸田本人所表述的，希望在各个层级上同中国保持密切沟通，并会考虑访华的说法相互印证。这是否意味着日本外交工作重心，将出现重大调整呢？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从国内层面来看，岸田文雄极有可能会提前举行大选，以便让自己获得更多政治资源，为来年9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提供帮助。可是受制于个人编号卡数据安全问题，以及长子岸田翔太郎滥用职权丑闻，岸田内阁的支持率明显下滑。持续走低的支持率，使岸田想要解散众议院并提前举行大选的难度陡增。此外，虽然自“五五年体制”（编按：日本1955年确立的政治格局，即维持自民党长期执政、社会党为最大在野党的稳定两党政治状态）确立以来，自民党的“一党独大”优势长期存在，支持率的下滑较难对主导地位产生颠覆性变化。但自民党内部却存在诸多不同派系，岸田支持率的下滑，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其党内话语权变弱，进而影响到自民党内部派系稳定。
在国内形势严峻复杂的情况下，选择在外交领域重点出击，无疑是岸田内阁提振国民信心并提升支持率的绝佳选项。借助《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的契机，适当发展同中国的双边关系，成为日本外交的着力点。
但要注意的是，日本政府提出的这种带有明显功利导向的所谓外交重心转向，并不意味着未来日本外交将出现实质性变化。
原因在于，日本外交具有很强的延续性。从日本战败投降并重新确立了发展经济、最低限度军备和军费及与美国结盟三大原则为核心内容的“吉田主义”后，日本外交便始终绕不开美国因素。无论是日本外交部公布的2023年外交蓝皮书，还是在自民党发布的2023年政策宣传手册中，仍然强调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和安全保障政策的基轴，并希望将这一同盟关系进一步深化。
在此基础上，日本尝试联合“同盟国”和“同志国”开展共同行动，并提出的所谓“自由开放印太构想”，实际上就是日本版的“反华遏制弧”。
除此之外，中日关系“政冷经热”已是多年常态。围绕历史遗留问题、东海、南中国海、台海和涉疆、涉藏、涉港、人权问题、核废水排放等问题，中日两国本就存在较大冲突。更为重要的是，中日关系已有朝着“政冷经凉”关系滑坡的风险。
在高科技领域方面，日本紧随美国步伐，着手构筑“对华科技壁垒”。例如，从7月23日起，日本政府将正式实施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管制措施。包括光刻、刻蚀、热处理、清洗、检测等六大类23种半导体制造设备，在向中国大陆出口时，须要获得日本经济产业省的许可证。这种以“经济安全”为由限制高性能半导体制造设备对华出口的行为，同样也会对中日关系产生一定冲击，并给《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相关庆祝活动，增添不和谐因素。
在已有“斑斑劣迹”的情况下，日本高层所释放的这些善意，均会使中方产生相应的疑虑，怀疑日方是否发自真心地想要共同构筑“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显然，从这一角度来看，中日关系难以得到实质性改善。
2022年9月，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研讨会开幕式上明确表示，睦邻友好相处、发展振兴亚洲，是中日两国的命运所系、初心所在、责任所归……双方应将“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反映到政策上，落实在行动中，排除干扰，妥处分歧，确保中日关系的航船不搁浅、不偏航。
日本2023年外交蓝皮书中提出，要维护日本及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就须要正面应对与邻国之间存在的棘手难题，并建立稳定的关系。既然岸田内阁想要改善同中国的双边关系，并且还准备把下半年的外交工作重心转向对华关系，就须要拿出应有的决心和相应的行动，而非仅仅停留在呼吁层面，否则中日关系并不会止跌回暖，相反将会进一步恶化，地区和平与稳定也会面临挑战。（作者谢乐天是成都世通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