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日下午，由中心主办的第10届中日关系上海研讨会暨年度优秀课题报告表彰会假座上海师范大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中心举行。中心有关人员以及来自上海、北京、辽宁以及日本东京等国内外多地的学界、政界、经济界、法律界和媒体人士等五十余人与会，部分未能到场的中心2023年课题承接人也以线上方式与会。
开幕式由中心对外联络部部长庄梁主持，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傅继红致辞。傅继红在致辞中首先对本次会议的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并对近年来中心根据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在努力提升咨询决策能力、获取高质量学术成果、建设涉日交流平台等方面开展的工作以及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接着，傅继红从上海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窗口与日本在各个领域保持着良好合作和交往的现状出发，对进一步做好涉日研究和交流工作提出了期许。
在开幕式之后的年度优秀课题报告表彰仪式上，首先由主持人庄梁介绍了中心2023年课题的申报、立项和结项等基本情况。接着，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张勇作为中心2023年课题承接人代表发言。张勇在发言中一方面对中心在其完成课题过程中给予的帮助和支持表示感谢，另一方面也基于自身的研究专长就日本外交领域值得关注的几个重要问题发表了看法。
随后，上海市日本学会名誉会长吴寄南宣读了中心2023年度优秀课题报告表彰名单以及评审专家意见。傅继红作为颁奖嘉宾，向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陈登平（线上出席、代领）、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国晖（线上出席、代领）、辽宁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田凯等三位获奖者依次颁发奖杯和证书。
年度优秀课题报告表彰仪式之后是基调演讲环节，由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教授担任主持，中华日本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杨伯江以《领导人会晤后中日关系改善前景》为题，上海市日本学会会长、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胡令远以《中日关系的“结构性矛盾”与“结构性优势”及其特点》为题，分别发表基调演讲。
杨伯江在演讲中首先根据11月16日中日领导人在旧金山会晤释放出的信号研判了中日关系下一步将会出现的三个动向，即磋商出口管制问题、重启经济高层对话、以（中日韩）三边合作促（中日）双边合作。不过，杨伯江认为，要实现中日关系的彻底改善或者根本性转换不太现实，因为受到日本国家战略转型的目标导向因素、美国对华多边压制的国际因素、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中日之间的一些结构性问题短期内无法得到解决。面对现实情况，杨伯江就中国如何处理中日关系提出了五点对策建议：一是真正认识中日关系的重要性，了解日本的利益和战略中与美国相同及不同的部分；二是增强时代意识、增强博弈意识；三是加强人文交流；四是千方百计深化扩大经济合作，夯实两国关系的共同利益基础；五是深化战略对话。
胡令远在演讲中首先指出，在关注中日关系的现实发展的同时，应对中日关系进行“形而上”的思考。他认为，中日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除了经常提到领土主权争端、历史问题、台湾问题以外，近年来“安保问题”“意识形态问题”也日益凸显，慢慢形成了结构性矛盾。而中日之间的结构性优势主要有两点，一是天然的经贸互补性，二是历史悠久的文化交流传统。与此同时，胡令远还结合中日交往历史和日本的文化特点剖析了日本在对华认知上的“结构性问题”。胡令远最后总结指出：客观、理性的“自我认知”与“相互认知”是改善中日关系的观念前提；应该关注中日关系“结构性矛盾”和“结构性优势”的张力限度；观念前提的形塑是学界同仁的职责所在。
基调演讲结束后，会议进入圆桌讨论环节，由中心副主任（主持工作）姜咪红主持，上海市日本学会名誉会长吴寄南，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陈子雷，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亚大处处长周国荣，上海交通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季卫东，日本东洋学园大学教授朱建荣，中国乐购仕总裁CEO傅禄永等六位与谈人依次发言。
吴寄南在发言中就中日关系发展指出，如果将中日关系比作一艘航船，它要跨越海洋，有三样东西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是指引方向的“罗盘”，一个是防止冲撞的“护栏”，还有一个是避免颠簸的“压舱石”。其中，罗盘就是中日之间的四个政治文件和一系列原则共识；护栏就是海空联络机制等避免冲突、管控危机的重要手段；压舱石就是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
陈子雷发言中主要就构建中日韩自贸区的问题发表了看法。他认为，未来的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会以“RCEP+X”为目标。也就是说，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基础上达到《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水平。其中的两个重点问题是，服务业开放和跨境数据流动。他强调，中日韩合作对稳定区域和全球经济能起到很大的作用，三国没有理由不一起推动构建自贸区。
周国荣在发言中首先简要介绍了上海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城市特别是日本的友好城市开展交流合作的基本情况。接着，他分享了自己在日常工作中与日本友人打交道的经历和感受，并强调，推动中日友好事业发展，一方面要寄希望于伟大人物的引领，不忘老朋友，另一方面也要立足于现实，有针对性地做好年轻一代的工作，多结交新朋友。
季卫东在发言中结合今年迎来缔结45周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就中日历史和解问题发表了看法。他认为，中日两国虽然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但从社会心理层面来说并未真正实现历史和解。他指出，鉴于亚太战略对话、中日韩经济整合以及促进民间交流互信的需要，有必要在适当时机、以适当方式把历史和解问题提上外交议事日程。他还表示，日本政府当前采取的扩军备战、核污染水排海等措施在日本国内也引起了强烈反对，从不给日本右翼势力留下中国威胁论的口实、主动争取日本民心的角度出发，中国也可以把历史和解、开拓未来作为撬动中日关系僵局的杠杆。当然，这并不妨碍现实主义国际战略和举措的实施。他最后强调，加强双边或多边框架下的务实合作是实现中日两国历史和解非常重要的一步。
朱建荣在发言中首先介绍了日方对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基本看法。他说，日方认为，短期内还难以达到“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这一目标，而所谓“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的定位又会导致中日关系止步不前，因此，日方才决定重新以“战略互惠关系”定位中日关系。朱建荣还对“岸田外交”与“安倍外交”进行了比较。他认为，现在的“岸田外交”主要还是延续“安倍外交”的既定战略，尤其是在对华政策上，继续采取说一套、做一套的战术。他最后强调，中国今后应在国际秩序重塑的背景下，站在更高的角度、从更宏观的视野出发操作、定位和推动中日关系。
傅禄永在发言中结合自身在经贸一线的经历和感受就如何推动中日关系行稳致远发表了看法。他认为，对中日关系而言，存量比增量更重要，让在华日本企业和日本人成为中日关系的推动者至关重要。他指出，在中日经贸领域，全国有将近40多个城市设有“日商俱乐部”，这些日商俱乐部成员都是在当地投资兴业。这些日本企业的业绩增长、投资增加、用人扩大，从某种意义上就是中日关系的“压舱石”。他还表示，目前在华日本企业“迷失方向”也会对中日经贸关系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圆桌讨论之后是自由讨论环节，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亚大处四级调研员俞静毅主持，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中心研究员蔡亮，上海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马利中，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包霞琴，辽宁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田凯，上海市外商投资协会日资企业分会会长张新，大连理工大学东北亚国际发展和合作中心讲师张育侨，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陶赋雯等人，分别结合基调演讲、圆桌讨论发言的内容以及自身的研究和工作领域，就台湾问题、高校日语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重启中日战略对话和战略沟通、从微观角度研究日美同盟、当前中日经济交流和人员往来面临的困难、如何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安倍的文化遗产”等问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在闭幕式上，中心副主任（主持工作）姜咪红代表主办方致谢词。她表示，中心将继续为建成高质量的新型智库而不断努力，积极发挥对日学术研究和民间交流的平台作用。中心愿与各界继续携手共进，不断弘扬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精神，为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共同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