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不久前通过的“第七次能源基本计划”（以下简称“新计划”）引发日本国内以及国际层面持续关注。这是继2021年“第六次能源基本计划”后，日本根据内外形势变化以及未来战略规划作出的更新和调整。
总体来看，“新计划”呈现以下特点：第一，坚持了日本一贯的“S+3E”能源战略思路，即在确保能源安全性（Safety）的前提下，强调能源供给稳定性（Energy Security）、经济效率性（Economic Efficiency）、环境适应性（Environment Suitability）。为此，这份“新计划”寻求尽可能地缩小能源现实供给与潜在需求扩张之间的供需差，以实现能源供需的中短期基本平衡。与此同时，“新计划”要求提升各类能源的利用效率，包括工业制造、交通运输、居民生活等各个领域，力争在提高能源供给“加法型”增量之上，进一步实现能源利用的“乘法型”扩容。不仅如此，日本还将继续提升环保标准，开发利用更多“环境友好型”能源，比如氢能、氨能、生物能等。
第二，核能的地位与作用被重新评估，有望再度成为日本能源体系架构中的重要一极。在“新计划”中，日本政府再次“大胆”展望2040年度的能源结构，其中核能占比将由2023年实际的8.5%左右上升至预期的20%左右，至少实现翻番。这从一个侧面展现出日本政府对于未来安全使用核能的期待，也可能为日本实质性地提升能源自给率提供重要砝码。
第三，传统能源在能源总体结构中的比重将进一步下降，可再生能源的比重则会显著提升。基于“新计划”的部署，日本未来将持续舍弃对火电的利用，转而更多依赖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实现国内电力供需基本平衡。受此影响，日本对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比重有望在2023年度实际的22.9%基础上大幅提升，使其成为日本能源结构体系的第一大支柱。
第四，尽可能地提升能源自给率，以摆脱过度依赖外部供给的处境。依托于核能的重新启用和可再生能源的“遍地开花”，日本希望实现能源自给率的倍数级增长，总体上或由2023年实际的15.2%上升至2040年的三到四成左右。
尽管如此，日本最新能源战略的落实与实施存在若干难点。比如关于核能的利用与开发问题。2011年“3·11大地震”引发福岛核事故，导致核能利用在日本国内面临重新审视。曾有一段时间，“核恐惧”成为日本社会较为普遍的问题。尽管最近几年日本尝试性地重启部分核电站，但日本民众对核电的接受度和支持度至今未能恢复至“3·11大地震”前的可比数据。有鉴于此，日本政府在推进2040年核电占比目标的过程中势必遭遇诸多阻力，如何说服民众接受“安全的核电”这一概念，将是巨大的政策挑战之一，这也将直接关系到“新计划”能否成功落地实施。
再如，“新计划”的保质期能够持续多久？或者说，该计划设定的具体目标能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实现？目前难有确切答案。事实上，从2021年“第六次能源基本计划”公布到今年“新计划”更新，日本能源供给局面遭遇俄乌冲突延宕等复杂外部因素影响，由此导致的国际能源供给和价格震荡等外溢效应至今仍在发酵，“第六次能源基本计划”落实起来困难重重。
放眼未来，日本新的能源战略势必继续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实施过程存在诸多变数。从外部看，美国现任政府对气候变化问题态度消极，对传统化石燃料表现出极大偏好。这可能会带来连锁效应，并从外部给日本能源政策带来压力。从内部看，日本当前正在大力推进数字转型（DX）和绿色转型（GX）发展，二者背后实则都与“能源”这一关键词紧密关联，并将在相当程度上影响日本未来能源需求的总体规模与结构体系。有鉴于此，日本未来能源结构发展依然存在较大不确定性，须有较为客观、综合的研判与设计，并不断根据现实情况作出应变和调整。（作者陈友骏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