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时报
据日本媒体报道，高市早苗政府推行的一些经济政策，与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经团联）等经济界的意见分歧明显。尤其是在如何应对当前油气资源短缺以及消费税减税等问题上，双方“温差”扩大。
日本经团联，是与商工会议所、经济同友会并列的日本“经济三团体”之一。该机构成立于2002年，由原经济团体联合会与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合并而成，但前身可追溯至1946年。与美欧不同，日本战后经济体制被称为“法人资本主义”，即以企业作为经济运行的主体。经团联，恰恰又以东京证券交易所部分上市企业为核心构成，成员主要是大企业，因而在日本经济界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长期以来，经团联等主要经济团体对日本政府及其政策制定保持较大影响。战后之初，日本时任首相吉田茂确立“重经济、轻军备”的“吉田路线”，将国家资源和精力集中投向经济重建和发展领域。在“经济中心主义”、美国援助扶持以及国际地缘政治形势演变等综合因素影响下，日本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启高速发展时期，并于1968年跃居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在日本经济重建与发展的若干重要阶段，以经团联为代表的经济界都表现出积极响应姿态，对日本战后创造诸多“经济景气”并成为世界性经济大国起到关键作用。在此过程中，作为日本经济界主要代表和“大总管”的经团联会长，一度被称为“财界首相”，与政府层面的“政治首相”形成比照。这个说法，也从侧面证明经团联在日本经济界、政策界乃至更广泛层面的影响力之大。
事实上，日本战后历任首相，尤其是自民党执政期间，总体都与经团联等经济界主要代表保持着密切联系。其间，日本国内逐渐形成一种“政—官—财”铁三角模式，政界人士、技术官僚和主要财阀三者之间借此进行利益交换。在这个体系中，日本经济界通过政治献金和其他方式支持政客获得选票，政客上台后推动制定经济产业政策，并指挥政府部门技术官僚加以推行实施。在日本战后经济恢复与发展阶段，这种铁三角模式确实对日本经济增长以及日企内外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但成于斯也败于斯。这套“政—官—财”体系因为显而易见的利益输送关系，越来越被日本选民深恶痛绝。在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裂后，该模式愈发成为日本经济复苏和创新发展的障碍，它的闭环模式使日本经济界难以及时充实新鲜血液，进而丧失因应形势变化及时作出调整的灵活性。在饱受诟病和现实形势所迫之下，日本国内近年来作出一些改革，比如对经济界提供政治献金作出一定限制等，以经团联为代表的日本经济界影响力较之过去高峰时期有所削弱。
即便如此，近些年来上台的自民党首相，包括安倍晋三、岸田文雄和石破茂等，大都从党内总裁选举阶段开始就与经团联保持沟通。
这是因为，经团联等日本经济团体最为了解日本经济的长短优劣，能为竞选纲领和官方政策制定提供精准参考。政界人士想要胜选，并在上台后推行经济改革调整，都离不开经济界的支持和配合。与此同时，以经团联为代表的经济界也需获得政府“背书”，西方政府能为日企国内发展和海外拓展创造有利条件，包括敦促政府对外商签自贸协定、为日企海外利益提供保护等。
但高市上台后，为什么与以经团联为代表的经济界愈发疏离？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执政的自民党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治理结构转型。在被爆出“黑金”丑闻后，自民党内除“麻生派”的其他主要派阀都已被迫解散，党内运作机制以及党外沟通协调机制均陷混乱，导致自民党与日本大企业及其主要经济团体之间的联系沟通变得松散。
二是高市顽固坚持右翼极端立场，为了提振支持率不断刺激国内民族主义和右翼保守情绪，打着所谓“应对周边安全威胁”等幌子，强推修改“和平宪法”和“再军事化”等右翼政治议程，其间甚至发表涉台谬论、干涉中国内政，导致中日关系跌入低谷。高市政府这些操作，显然与以经团联为代表的日本经济界利益相悖，严重破坏日企普遍渴望的和平稳定发展环境。
三是在国内经济对策上，高市内阁追求短期效果，也与追求长期稳定的经济界产生差距。比如前述的能源价格上涨以及消费税减税等问题，高市为了迎合选民和保持政权稳定，倾向于采取延后危机的拖延策略，无视日本经济界对于推动经济长远稳定发展的关切。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与日本经济界在政策立场和利益诉求等方面“温差”拉大，甚至矛盾加深，都将使高市短视、极端的右翼狂奔遭遇越来越多挫折，高市内阁执政前景因此也被画上一个更大的问号。（作者张玉来是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