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网
近日，日本防卫大臣屡次就核政策释放危险信号，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核武器相关政策，包括是否修订战后长期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即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对此中方予以严正批驳。中国外交部指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此类言论在战后历史上实属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进一步暴露了日本右翼势力谋求“再军事化”的危险倾向。7月30日，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强调，有关动向严重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和二战后国际秩序，并警告核问题的“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后果不堪设想。
日本的相关动向并非孤立事件。2022年，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公开提出不应回避讨论北约式核共享；2024年，日美首次举行专门讨论延伸威慑的部长级会议，并制定《延伸威慑指南》，以完善战略信息共享机制；2025年底，高市早苗出任日本首相后，持续试图改变日本战后安保政策；2026年6月，日美延伸威慑对话进一步扩大，双方就核力量现代化、协同作战等问题进行讨论，并举行桌面推演。当前，日本的涉核政治试探，正与修订安保文件、建设军事能力及同盟核任务协作等事项同步推进。
日本右翼反复炒作核问题，主要有四方面战略考量：
一是依托现有核工业基础，为自主拥核保留战略选项。作为拥有大量分离钚储备、完整核燃料循环体系和先进工业能力的国家，日本无须从零建设核工业或培养专业人才。其掌握的铀浓缩、乏燃料后处理、MOX燃料制造和核材料加工技术，以及精密制造、航天运载和复杂系统集成能力，均可为核武器研制提供支撑。截至2024年底，日本管理的分离钚约44.4吨，对应约5550枚核弹头当量，民用高浓缩铀亦可折算为数十枚核装置。一旦政治环境发生变化，日本即可将现有的核材料与工业基础转为核武器研制之用，从而极大缩短获取核能力所需的准备时间。
二是借核共享议题扩大日本在同盟核威慑安排中的参与权。美国核保护伞的可信度历来受到“是否愿意为盟友承受核报复风险”的质疑，加之中国和朝鲜军事力量的崛起，日本对美延伸威慑可靠性的焦虑持续加剧，日本正试图从核保护的被动接受者，逐步转变为核任务的主动参与者。在这一进程中，最先可能松动的是“不运进核武器”原则。相关安排或以舰艇访问、过境通行、共同解决突发事态等为起点，逐步从政策磋商和桌面推演延伸至基地保障、联合训练乃至共同执行军事任务。对日本而言，突破现行政策约束，是扩大同盟核合作参与范围的重要条件。
三是继续突破本国的战后安全约束。近年来，日本不断扩大集体自卫权解释，打造远程反击能力，持续增加防卫开支，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并拓展自卫队活动范围。“无核三原则”则是其战后安全身份中最敏感的政治红线。当核武器被纳入正常安全政策讨论范围，其军事转型便可能从扩展常规进攻能力，迈向谋求核军事角色。
四是制造安全焦虑，系统性冲击其国内社会长期形成的无核共识。日本右翼通过持续渲染地区紧张形势、将无核政策与所谓“国家安全风险”挂钩，企图把核共享和自主拥核由政治禁忌变成可以公开讨论的安全选项。过去，日本国内主张自主拥核者需向公众解释为何突破战后承诺；今后，坚持无核原则者反被要求证明拒绝核武器不会损害国家安全。因此，此举目的是在日本国内逐步积累拥核政策话语，扭转国内舆论对核政策的认知。
日本上述动向具有多重严重危害：
首先，“无核三原则”一旦被重新解释，日本战后核约束将由明确的国策红线退化为可以随时调整的政策口号，为日本深化同盟核合作留出可操纵空间。若日本作战平台与指挥体系实现核常任务兼容，则核与非核行动的界限将趋于模糊，地区安全面临的核常叠加风险亦将加剧。届时，有关国家在危机中将难以判断其行动性质与意图，可能倾向于按最坏情景加强预警、调整部署并提升战备。这一局面可能加剧误判风险，刺激军备竞赛向核领域扩展，危及东北亚乃至全球的稳定。
其次，这一政策越线将削弱国际核不扩散规则的权威。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缔约国，却以同盟为依托，不断扩大对核作战规划与任务保障的实质性介入，本质上是以迂回方式规避无核义务。此举与条约宗旨背道而驰，若不加制止，恐将严重削弱国际核不扩散规则的普遍约束力。
最后，日本涉核转向具有不容回避的历史警示。日本曾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深重灾难。如今，日本右翼势力却将核参与纳入军事大国化进程，逐步拆除限制战争权和军事扩张的制度安排。这是对战后和平承诺的背弃，也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国际公义和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
因此，日本右翼当前在核问题上的政策走向，是从瓦解国内无核约束、扩大核军事角色，到加剧地区核风险、冲击国际秩序的全方位倒退。安危所系，不容坐视。国际社会必须认清日本核野心的实质，坚决遏阻日本试图突破核约束的危险走向，共同守护世界和平。（作者原玥是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