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本文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大连工人大学原副校长、教授 刘功成
抗日谋略团，俗称“抗日放火团”，又称“国际工作班”、“国际情报组”。据日本关东军参谋本部在《国际工作班的概况》(日文)中记载，抗日谋略团从1935年6月开始对日本在华军事目标进行放火、爆破等谋略破坏活动，至1940年6月其组织被破获。5年时间里，它在大连烧毁日本军需物资57次，在安东爆破铁路1次，在天津烧毁日本军需物资10次，爆破铁路6次，在北平(北京)爆破铁路1次，在青岛烧毁日本军需物资3次，总计78次。这给日军在华后方基地沉重打击。
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伪满洲国建立后，针对日本侵占了中国东北全境，把魔爪伸向中苏边境，蓄谋对苏发动侵略战争的严重局面，苏联政府积极采取应对措施。一方面在长达千里的边防线上密集设置要塞，随时准备痛击来犯日军；一方面对日本关东军后方基地进行渗透，以削弱可能进犯之敌的军事力量。为此，前苏联红军参谋部在莫斯科郊外，秘密办起一所以托蒙年少将为校长的军事谋略学校。通过中国方面情报组织，选择具有强烈爱国思想的抗日青年，培训半年后，派遣到中国的日本占领区，使用放火、爆破等谋略手段，摧毁日本军事战略目标，从后方扰乱和打击日军，削弱日军战斗力，以使日本无力发动对苏战争。姬守先就是被中苏情报组织选中的抗日青年中的佼佼者，并成为担负抗日谋略团使命的扛鼎之人。
姬守先，原名姬兴周，曾用名纪守先、李宏义、李益民、李晋延、李惠民、李景春、李一飞、李包子、王益民、崔惠民、鲁包特、瓦尼亚。1910年3月28日生于吉林省伊通县大王屯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年的艰辛生活，造成了他坚忍不拔的个性和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他勤奋好学、尤喜读爱国历史人物故事，从伊通县立中学毕业后，就读于吉林市立第一师范学校，“在学中因研究历史而抱有爱国思想”一度加入中国国民党吉林支部。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3年6月，他报考南京陆军军官学校，以求报国，但未被录取，遂转赴上海，靠给报社投稿维持生计，同时谋抗日救国途径。同年11月，他回东北老家结婚，途中，在上海至大连的轮船上同中共党员、“北满国际情报组”成员陈洪飞相识。因其抗日思想溢于言表，引起陈洪飞的注意。到哈尔滨后，经过五次接触，陈洪飞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北满国际情报组”。同年12月29日，“北满国际情报组”负责人杨佐青(杨殿坤)经过对姬守先的严格考察，派他到苏联红军参谋部举办的培训班学习，并从此切断与中共的组织联系。
姬守先在交通员的引领下，越过绥芬河，经海参崴，奔波数日，到达莫斯科郊外的军事谋略学校,在这里开始了紧张的学习和训练。学校主要教授政治、秘密工作、燃烧化学、爆破学、射击学、无线电学、汽车驾驶等课程，组织学员参观国营工厂、集体农庄，感受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培育热爱苏联保卫苏联的意识。但姬守先“所抱的最终目的是解放中华民族”。
1934年3月，姬守先从前苏联学成回国。同年8月，他从莫斯科几经辗转到达上海，担任先期抵沪的抗日谋略团首脑A·鲍维尔的秘书和联络员，担任协调和指导抗日谋略团各地区组织活动的重任。抗日谋略团上海首脑部只有鲍维尔和姬守先两个人。鲍维尔依据秘密工作原则，平时基本不露面，首脑部的工作部署、人员调动、经费分配、行动指令等，均由姬守先下达，各地情况也要先通过姬守先，再上报鲍维尔。姬守先是抗日谋略团实际上的总指挥。为了迅速打开工作局面，他首先在上海发展了光华中学刘一魁等人为抗日谋略团基本工作员。随后到北京，发展了在吉林求学时相识的爱国青年王木青、东北军子弟学校职员张宏义为抗日谋略团基本工作员。接着到天津，发展了王木青之妻游文清等为抗日谋略团基本工作员。这是抗日谋略团在中国本土发展的第一批力量，为其后的组织发展和谋略活动奠定了基础。
姬守先根据在苏联军事谋略学校学习的秘密工作原则，将抗日谋略团成员分为基本工作员和工作员两种。基本工作员担负发展组织和执行谋略放火、爆破任务的双重职责；工作员只负责执行谋略任务(对选定的日本军事战略设施实行放火、爆破)，不负责组织发展工作。其人选是具有抗日思想，容易接近谋略破坏目标，便于执行谋略任务的人；基本工作员和工作员主要由地区负责人在本地发展。
抗日谋略团地区负责人的组织发展方法,主要是通过密切接触物色对象，了解其基本素质，对具有爱国思想、正直执著的分子进行教育和帮助，直至对其进行谋略放火、爆破的技术训练，使之担当起对日本军事目标的谋略破坏执行任务。为此，地区负责人常常化装成苦力，打入谋略破坏目标内部，或同物色的发展对象同住阴暗潮湿的苦力窝棚，同吃糟饭，建立起感情和友谊，即用交朋友的方法发展工作员。这是最通常的方法，除此之外，还利用同乡、同学、亲戚关系，特别是利用同乡关系物色发展对象，对其进行培训和教育，引起抗日思想共鸣，推动他们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发展为抗日谋略团基本工作员或工作员。
姬守先与从莫斯科军事谋略学校同期毕业回国的黄振林（1904-1942）、李寿山、赵国文、李志贤等7名中国青年一道，经过艰难的工作，先后把以大连为中心，包括旅顺、安东（丹东）、营口、奉天（沈阳）、北京、天津、唐山、青岛等日占区的抗日谋略团地方组织建立起来。为避免久在一地活动，引起日本警、宪、特机关的注意，保证地区组织负责人的安全，姬守先多次下达上海首脑部指令，对地区组织负责人进行调动。如1934年12月，将大连地区负责人赵国文调任安东（丹东）地区负责人，将旅顺地区负责人李寿山调任大连地区负责人。1935年7月，调任李寿山为天津地区负责人，姬守先在北平发展的中学教师王曜庭调任大连地区负责人。王曜庭因无同工人打交道的社会工作经验，大连地区组织发展一度停滞。同年11月，姬守先让原先派去日本发展抗日谋略团组织的北京大学学生张守义从长崎回国，调任大连地区负责人兼安东地区交通员。1936年3月，姬守先将张守义发展的中共北京大学支部宣传委员、因积极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而遭通缉的抗日谋略团基本工作员邱世显（为避免多头联系加大被敌发现致使组织遭到破坏的危险，凡加入抗日谋略团的人员一律切断与中共组织的联系，张守义、邱世显等亦然）派到大连，协助张守义发展组织壮大力量。
抗日谋略团基本成分是工人，约占其人员总数的70％。其职业构成，几乎包括当时社会各行各业，如苦力、常佣工、散工、伙夫、门卫、马车夫、裁缝、修靴工、铁路工人、船员、杂役、小商人、小饭店主、教师、大学生、传教士等。以大连地区组织为例。先后以做工为掩护，打入日本关东陆军仓库潜伏的抗日谋略团工作员有8人，码头5人，“红房子”苦力宿舍6人，“满化”8人，“满石”8人，满洲油漆株式会社5人，大连机械和油坊各1人，汽、帆、轮船会社共6人，“满铁”系统、土木建筑业、汽车修理业、印刷业、饮食业、菜行及大连的一些商店、医院、教堂内，也有抗日谋略团工作员。从1934年8月至1940年6月，大连先后有近70名工人加入抗日谋略团或成为其外围人员，在大连的日本重要军事目标和战略物资生产企业播下火烧日本侵略者的火种。
根据姬守先发出的抗日谋略团上海首脑部指令，各地区组织边对工作员进行谋略执行技术训练，边对选定的日军重要战略物资进行放火、爆破。主要针对日本军需生产工厂、军用仓库、码头和火车站的仓储。姬守先深知，大连自1905年日俄战争后沦为日本辽东租借地。日本将其作为殖民地经营，建立起一整套殖民统治机构，成为日军侵华的桥头堡和重要兵站基地。因此他把大连作为抗日谋略团的活动重心，不断加强地区领导力量，多次亲自下达指令，指挥和指导大连地区组织活动。
抗日谋略团发展的第一名工人邹立升（1913-1942），经过训练，掌握了制作定时发火药的技术和谋略放火的技术。1935年6月25日晚8时，邹立升领导其发展的抗日谋略团工作员高绪慎（1912-1942），利用其工作条件之便，把他制作的定时发火装置放进满洲油漆株式会社(大连油漆厂前身)油漆仓库，成功地放了抗日谋略团历史上的第一把火。虽然给日本造成的损失不大，只有2500日元，但它点燃了抗日谋略团火烧侵略者行动的火把，一经点燃，火势越烧越大，越烧越旺。事隔两天，即6月27日，邹立升领导抗日谋略团工作员孙玉成（1894-1942），亦利用其工作之便，把他制作的定时发火装置放入大连码头“满铁”用度器材仓库，又成功地放了一把火，使仓库里的大量建筑材料、缆绳等日本军用物资化为灰烬。7月13日，邹立升使用自己制作的定时发火装置，在日本关东陆军仓库大连支库北仓库第三号仓库放了抗日谋略团历史上的第三把火，烧毁大批日本军用罐头、食品，日军损失价值1.2万余日元。1936年6月至1937年11月，高绪慎在其做工的满洲油漆株式会社谋略放火5次。仅1937年元旦一次放火就烧毁油漆仓库一处和房屋两处计34间，把该会社第一工场全部烧毁，日本损失价值6.1万日元。1937年1月，抗日谋略团大连地区组织负责人邱世显领导王世安等人在万丰洋行和日清制油株式会社仓库放火。4月6日，邱世显领导王槐珍对“满石”放火。4月13日，邱世显领导孙玉成对大连码头的“满铁”用度仓库放火。5月12日，邱世显领导王槐珍对寺儿沟码头第78号日军危险品仓库放火，烧毁日本军用轻汽油价值15万日元。6月7日，邱世显领导王金泰对吾妻驿堆积的日军仓储放火，使日军遭受重大损失。
卢沟桥事变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进入全面抗战的新阶段。1937年9月中旬，姬守先派抗日谋略团代理交通员张琴玲携带资金及放火材料到大连，听取大连地区组织工作报告，发出上海首脑部指令：一方面要在“满石”、“满化”、大连码头、日本关东军仓库等处灵活机动执行破坏工作，另一方面必须努力培养工作员。根据上海首脑部的指令，大连地区组织将执行工作和组织发展工作齐头并进，督促、鼓励工作员接连不断地对日本军事战略目标实行谋略放火。10月14日，打入“满石”的抗日谋略团工作员王金泰对该厂汽油仓库放火。1938年3月20日，抗日谋略团工作员陈更茂对大连码头东部503号堆放的日本军用物资放火。3月24日，王金泰在同一地点又放了一把火。根据姬守先下达的抗日谋略团上海首脑部指令，1937年初至1938年4月上旬，抗日谋略团大连地区组织成功地对日本军事战略物资谋略放火9次。其中，给予日军打击最严重的是1938年4月10日爆炸满洲石油株式会社（简称“满石”）6万桶石油。
此前两天，潜入“满石”山九包工组做工的抗日谋略团工作员卢炳义、吴诚江得知工厂17日的公休日改在10日，便谋略乘虚放火。9日中午，炊事员卢炳义利用为山九包工组送饭之机，将定时发火装置放在饭筐底部，带进“满石”。吴诚江佯装拿饭，取走两块香皂大小的发火装置，寻机将它放入14号仓库和34号仓库外面的油桶缝隙之中，然后若无其事地与其他工友一起离开工厂。10日晚10点45分，吴诚江放置的定时发火装置燃烧起来。从34号仓库到海边的露天堆积场里相继冒出阵阵黑烟，值班人员发现火情赶到现场，已是大火冲天，“黑烟笼罩了大连湾的上空”。正值刮西北风，火借风势，风助火威，“11日5时30分左右，迎风的15号石油仓库被大火延烧，并漫延到14号仓库”石油桶不断被烧爆，一个跟着一个地响起来，爆炸声震天动地。“满石”消防队、“满铁”消防队、大连消防署、金州消防署、甘井子及大连市内各消防队均被调往现场灭火。“但火势仍旧不见减弱，堆放的石油桶全被烧尽”，5名日本职员被烧伤。这一场大火烧了整整16个小时，把“满石”14号、15号仓库储藏的日军用石油6万桶和石蜡等大量化工原料全部烧毁，损失价值达700万日元以上。关东州厅最高长官三浦直彦、检查官石井、警察部长大和田、宪兵队长加藤中佐及大连、甘井子、沙河口、小岗子警察署和大连水上警察署的各个署长、主任等都赶赴火场，“现场一片混乱”关东军司令官大发雷霆。
在姬守先的直接指挥下，抗日谋略团对日本军事目标的谋略放火、爆破活动，以大连为中心，在天津、丰台、青岛等地广泛开展。
日军攻陷南京之后，急于夺取武汉，加大向华北调集军队和武器弹药等军需品的数量。天津成为其从东北、华北向南方输送兵员和军事战略物资的主要中转站。针对这种情况，姬守先适时下达抗日谋略团上海首脑部指令：“天津地区组织要果敢地进行周围铁路的破坏工作，为此，从大连补充工作人员也不妨。”他把大连地区组织负责人邱世显（1914-1942）和基本工作员石永贵等调到天津，配合抗日谋略团天津地区负责人黄振林，炸毁塘沽—天津间的铁路，破坏日军运输大动脉。1938年2月28日上午8时，黄振林、邱世显成功地炸毁天津火车站东面大直沽附近的铁路，使路过的一列日本军用列车颠覆起火。3月18日，邱世显、石永贵把天津站东约1公里处的一段铁路炸毁,日军铁路运输一度受阻。5月15日，邱世显和张回子炸毁天津站西约1公里的津浦铁路一段路轨，日军用列车颠覆，向华北调运的武器弹药不能及时到位，遭受重创。同年10月，石永贵指挥其发展的工作员——苦力李梦玉对天津特别三区日本陆军第八仓库实行谋略放火，日军损失价值达3万多日元。12月，石永贵指挥其发展的工作员——临时苦力李玉生对天津特别第三区大王庄三菱仓库实行谋略放火，烧毁大批日军物资。
1939年4月7日，黄振林在天津的大连汽船会社码头实施谋略放火，烧毁日本军用棉花等物资价值50余万日元。同年4月，姬守先调任邹立升为抗日谋略团天津地区组织负责人,邹立升迅速从大连赶到天津。5月，他伪装成日本陆军仓库苦力，对天津大王庄日本陆军仓库第六仓库实行谋略放火,日军损失价值达30余万日元。7月，他指挥其发展的执行工作员——苦力王同对天津大王庄日本陆军仓库第六仓库室外新堆放的军需物资实行放火，使日军再次遭受惨重损失。同年10月，姬守先调任邹立升为抗日谋略团丰台地区组织负责人。赴丰台履职之前，邹立升对天津特别三区日本陆军商店仓库实施谋略放火，造成日军50余万日元的巨大损失。11月，邹立升在丰台杨家园子三合店设置据点，发展日军仓库苦力高泽山、周洪启为抗日谋略团工作员。他自己伪装成日军齐藤部第十二马厩的马夫，潜入日军据点，烧毁日军大批物资。
1940年4月7日，石永贵指挥其刚发展的抗日谋略团工作员陈德禄，伪装成天津特别第三区大连汽船会社站台日本陆军货物堆放（室外仓库）搬运苦力，对站台上堆放的尚未来得及运走的棉花等大批日本军用物资谋略放火，日军损失价值达70余万日元。紧接着，他俩潜入天津特别三区新天津码头，采取同样方法，对堆积在那里的棉花等日本军用物资实施放火。当月，石永贵指挥其同年2月发展的工作员——天津站货物系的于锡政伪装成天津站货场苦力，潜入该场，先后两次对该货场东侧堆放的棉花成功地进行了放火。接连不断的铁路爆破和火车站、码头货场的军需物资被付之一炬，扰乱了日军华北基地——天津，使日本增强华北侵略力量的军事行动屡遭重创。
1940年5月中旬，姬守先下达抗日谋略团上海首脑部指令：大连地区组织总动员，炸沉预定于本月底进入大连港的装有日本重要军用物资的“广崎丸”号轮船。抗日谋略团工作员于守安（1903-1942）等迅速做好执行爆炸任务的准备工作。但“广崎丸”最终没有停靠大连港，侥幸逃脱灭顶之灾。于守安迅疾转向码头地区的谋略放火执行工作。5月28日，于守安在码头东部506号和507号室外货堆及码头西部112号室外货堆放火，烧毁日军准备运往华北前线的罐头、食品、军服、马粮等大批物资。大火映红了天空，震动了大连市。参加这场灭火行动的大连码头消防队员高维仁曾回忆：“当时火烧得很大，我们把4条水龙带拉到仓库旁，打算救火，但另一仓库又着起来了。消防队员被大火包围，从火里逃出，水龙带被烧在火里了，铁轨都被烧弯了，仓库屋顶上的铁皮被火冲上天空，像纸一样飘荡，没有办法救火，只好看着烧，东西损失老了。” 6月初，于守安在大连海港第四码头中央马路西侧货堆的机器设备中放火。6月15日，他在码头西部211号仓库北货堆及第105号货堆放火，均获成功。6月22日，于守安在大连码头西部第202号仓库又一次成功地实施谋略放火，这是抗日谋略团历史上的最后一把火。
姬守先领导抗日谋略团采取严格的秘密活动方式。他坐镇上海法租界，通过设在天津的秘密联络站下达指令。谋略活动的情报、资金和制造发火装置用的原材料，一般通过派遣女工作员送到指定地点和指定人员手中。如抗日战争爆发后，邹立升之妻包玉侠（1914-2011）任大连——天津间交通员。她从1937年12月至1939年3月，多次领着5岁左右的儿子邹显容，乔装打扮，通过日本军警的封锁和搜查，从大连送出重要情报，从天津带回大连急需的制造发火装置用的原材料等物资。
抗日谋略团各地区组织之间切断横向联系，地区组织内部也切断横向联系。需要联络时，一般先以通信方式约定时间、地点，通常选择在报刊张贴板前、停车场、剧场等人多杂乱的地方或不易被注意的街头见面。选定破坏目标之后，抗日谋略团先将谋略执行工作员以做工的方式打入目标内部，伺机以化学燃烧发火装置放火，造成自然火灾的假象。因而，大连日本警宪特机关累计出动万余人次，不断扩充“固定防谍团”，设立“流动防谍团”，组成巡查班，实施码头入境检查、通信检查、特别户口调查；增加轮船、火车上的乘警，对车、船上的乘客及其物品进行检查；大批警察、特务化装成工人，到各个工厂侦察，对经常歇工的人进行盘查和逮捕审问。哪里有风吹草动，大批警宪特立即群集现场，闹腾得大连市鸡犬不宁，草木皆兵。但铁网围捕三年仍不能破案。日本内务省遂派遣曾担任过日本警视厅警察官、“矮胖的身体上总带着佩刀和捕绳”的坂本宗武到大连任关东州厅警察部长，“搜查机关费尽了语言难以形容的苦心”。
正当抗日谋略团准备在更大范围更沉重地打击侵略者的时候，汉奸充当了日本侵略者的鹰犬。由于汉奸告密，1940年6月24日晚8时，抗日谋略团大连地区组织负责人赵国文被捕。赵国文与姬守先同期从莫斯科军事谋略学校毕业回国，先后担任抗日谋略团设立在安东、大连、天津、青岛等地区组织的负责人。他头脑机灵，行动敏捷，曾在危机关口逃脱，但其骨头不硬，这成为抗日谋略团内部最大的隐患。在酷刑逼供下，赵国文供出了抗日谋略团组织情况。当晚10点多钟，关东州厅警察部外事课实行紧急召集，随即开始昼夜不停地大搜捕，先后共拘捕155人。除四五人逃脱外，抗日谋略团大连地区其余组织工作员全部被捕。
1940年8月4日，大连日本宪兵队特高课课长、关东州厅警察部外事课长各带属员到达天津，得到天津日本宪兵队的配合，在“天津女子青年会”前的公共汽车站，伪装成交通公司乘务监督、调度员，昼夜等待抗日谋略团天津联络站联络员游文清（女）的出现。8月6日，终于发现其行迹，跟踪至天津特别一区芝罘路乐善里牛安然家中，将游文清逮捕。同日，以天津日本宪兵队为主体，在大连来的日本警察协助下，逮捕了抗日谋略团天津地区组织负责人石永贵及与他扮成母子关系的乔陶氏。8月7日，于锡政、陈德禄、牛鸿珍、牛玉珍、刘菊溪在天津被捕。8月8日，到天津与石永贵联络的抗日谋略团塘沽地区组织工作员袁顺被蹲坑守候的日本宪兵逮捕。
大连日本宪兵队特高课课长、关东州厅警察部外事课长带领属员彻底破坏了抗日谋略团天津地区组织和塘沽地区组织之后，立即赶往北平，在北平日本宪兵队的协助下，彻底破坏了抗日谋略团北平地区组织，并将姬守先之妻周淑叶、姬守先之妹姬梁逮捕。
日本警察在破坏抗日谋略团天津联络站过程中，从游文清处搜出姬守先在“上海法租界八仙桥德度眼科医院住处”的通讯地址及其照片，并获知8月15日是天津联络站交通员与姬守先在上海的联络日期。于是关东州厅警察部外事警察课长长川绩等一行立即沿津浦线铁路南下，于8月10日下午4时抵沪，在上海日本宪兵队的配合下，对法租界八仙桥一带进行严密侦查，找到了德度眼科医院，在其周围安置多名密探，对一些可能进行联络的地方昼夜监控。
1940年8月15日，长川绩在“永安公司”设置指挥所。上海日本宪兵队在南京路各个重要地点都布置了便衣密探。下午两点，姬守先按联络约定时间进入法租界，立即被上海日本宪兵队数人跟踪，行至南京路“先施公司”前，长川绩命令伪装跟踪的十多名日本宪兵突然袭击姬守先，迅速将姬守先拖进早已准备好的小汽车里，在极隐蔽的情况下非法逮捕了姬守先（按国际法，日本不得在法租界逮捕中国人），秘密将其押到上海日本宪兵队。
长川绩妄图通过姬守先诱捕抗日谋略团首脑A．鲍维尔。姬守先巧妙地与敌人周旋，以假联络日和假联络地点多次愚弄敌人，使A·鲍维尔得知消息，离开上海,幸免于难。长川绩被姬守先戏耍十多日，一无所获，无奈地于8月末将姬守先押到大连，将其视为抗日谋略团最高领导者，从肉体和精神上对其进行百般折磨和野蛮摧残。
姬守先遭到日本法西斯灭绝人性的严刑拷打。灌凉水、压杠子、吊刑、过电，用棕绳头、皮鞭、胶皮管子抽打，用竹板、镐把、桌子腿硬打，用铁筷子、香烟头、香火烧肌肤，用猪鬃探马眼(尿道)等。姬守先被摧残得面目全非，多次昏厥过去，苏醒后，仍英勇抗刑，拒不招供，表现出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10月中旬的一天，刑讯结束了。日本审讯官疲惫地说：“回家了。”在场的黄振林随口说：“你回家，我回牢。”日本审讯官戏虐他：“回家回牢哪个幸福？”姬守先不等黄振林回答，便以日本审讯官同样的戏谑口吻说：“回家也好，回牢也好，都把官字的宝盖头去掉看看，你回豕（猪）家，我回牛家。”说完，他“潇洒地毫不在乎地被日本警察拉走。”日本当局对破获抗日谋略团的消息在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严加封锁，直到1941年2月6日，日本关东局和关东州厅警察部才允许媒体报道。当天的日文报纸《大连日日新闻》在报道中解读姬守先的“豕(猪)家”“牛家”说：“这个意思是我一定会被你们杀害，但你们也好不了，豕（猪）的下场还不如牛，也一定会被杀死的。”该报还评论说：姬守先的“胆量是相当的大。”
抗日谋略团存在时间之长，打击日军之巨，对其组织破获之难，震惊日本朝野。为对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日本统治大连以来最大的这一宗抗日斗争案件作出交代。1941年10月30日上午，日本关东地方法院对此案进行所谓“公判”。9时35分，姬守先等抗日谋略团一案33人“头套笠笼进入法庭”。10点半，审判长中里龙(关东地方法院院长)、判官成田薰、陪席判官吉田伍市入席。特别席上坐着大连日本宪兵队长、大连日本特务机关长、关东州厅警察部长等军警宪特要员。一般席上坐着关东州厅警察部各课课长及各系主任、各警察署长及警署各系主任，还有百余名日本警察、宪兵。关东地方法院思想检查官田中魁提起公诉。判官成田薰问：“你们为什么放火?”姬守先反问：“你们为什么侵略中国?”“为什么杀害我们同胞?”成田薰无言以对。中里龙在审判时使用昭和纪年，姬守先指正说：“我们是中国人，不用日本历法，应用公元纪年。”中里龙把1937年7月7日日军进攻中国守军的“卢沟桥事变”叫做“支那事变”，姬守先严肃指正说：“是中日事变”。
姬守先带领抗日谋略团志士在法庭上义正辞严地揭露日本法西斯的侵华罪行及其残害中国人民的罪行。日本当局虚假的“公判”因此无法进行，遂改为“秘密审理”，后经十次“秘密审理”，田中魁携卷赴日本最高检察机关请示了处理方案。1942年3月15日，关东地方法院开庭，宣布判决：姬守先、黄振林、赵国文、邱世显、邹立升、黄振先、王有佐、吴诚江、李化钧、孙文凯、高绪慎、孙玉成等12人，因“对军需品及其他物资实施放火，并对铁道实行破坏”，判处死刑；李泽民、周文礼、张玉江、马永富等4人，因“帮助实施”上列行动，判处10年徒刑；包玉侠(邹包氏)、丁兰盛、阎禄增、申绶章、时延寿、孙元芳、马忠佐、李品义、王传周、赵景海、任寿谦、李光峤、王泰和等13人，因“参加”上列行动的“阴谋策划”，判处7年徒刑。
判决宣布后，姬守先当即质问：“日本是文明还是野蛮？……日本侵略我国，我们是要抵抗的。我们被捕，应按交战国的俘虏来处理，如果日本是文明法制的国家，应该按法律来判我们。今天判我们这么多人死刑，是野蛮国家的行为。”
姬守先明知行将死难，但毫无畏惧，坚持同日本法西斯英勇斗争。他在狱中自编抗日爱国诗词。其中，《满江红》两首流传最广，至今还在一些地方传颂：
满江红(一)
国破家亡，民族恨、不共戴天。起来了、反抗巨浪，革命狂澜。武装工农几百万，抵住强敌五六年。要生存、不怕斗争久，决死战。身入狱，志愈坚。头可断，意不转。看敌人气馁，进退两难。铁血冲开自由路，奋勇打破胜利关。建设起、中华苏维埃，死无憾。
满江红(二)
气愤填胸，按不住、满腹仇燃。可恨那、叛徒走狗，国贼汉奸。出卖民族谋己利，陷害同志讨敌欢。丧天良、不顾廉和耻，儿孙患。 绝同类，背祖先。贩人命，花血钱。当狗奴破坏，抗日战线。群愤生啖贼子肉，众怒活剥狗心肝。誓杀尽、帝国主义者，偿大愿。
姬守先还以民族大义和犀利的笔锋，戏谑的词句，深刻揭露日本操纵的伪满洲国的欺骗性。伪满国歌（《满洲帝国国歌》）前一部分的文字是：“天地内有了新满洲，新满洲便是新天地，顶天立地无苦无忧，造成我国家，只有亲爱并无冤仇，人民三千万三千万，纵加十倍也得自由。”这对处于日本铁蹄之下水深火热之中的东北三千万同胞来说是天大的谎言。为了向世人揭示日本帝国主义一手扶植起来的伪满洲国统治下的东北故乡的黑暗现状，姬守先用《满洲帝国国歌》句式，反其义而用之，把它前一部分的文字针锋相对地改为：“中国地高跨于满洲，余满洲变成活地狱，人民涂炭如马如牛。侵略我民族，假设傀儡欺骗全球。除汉奸灭国贼打倒日寇，工农兵商一齐奋斗。”
姬守先的抗日爱国诗词，有力地揭露和声讨了日本侵略者和叛徒、汉奸，以及伪满洲国反动统治的罪行，极大地鼓舞了谋略抗日团志士和狱中难友的革命斗志。
1942年12月9日和10日，关东地方法院以思想检查官田中魁等人为监视，在旅顺监狱的绞刑架上对姬守先、邹立升、黄振林、高绪慎、孙玉成、黄振先、李化钧、王有佐和赵国文等9人分两批实施绞刑(被判死刑的另外3人，此前在狱中被活活打死)。姬守先被头一名执行。旅顺监狱长石河竹次郎循例询问：“哪里人？”姬守先并不据实回答：“奉天人。”石河问:“你不会日语吗？”姬守先：“不懂日本话。”石河问：“奉天人不懂日本话吗？”姬守先：“笑话，奉天人就应该懂日本话吗！”石河问：“你们放火团有多少人？”姬守先：“很多，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到处都是，不知有多少！”石河又问：“你对日本有什么看法？”姬守先：“日本侵略中国,必然灭亡。”接着他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慷慨就义，年仅32岁。
在日本关东州厅警察部下发的抗日谋略团案件通报中，石河竹次郎供认：“姬守先在执行前，面无惧色，态度很镇静，还高呼口号。”关东州警察部在另一份通报中承认：“姬守先在旅顺监狱作的很多诗，内容都是对日本顽强不屈。”
抗日谋略团虽然被日本破坏了，但由于姬守先拒不招供和掌握该组织核心机密的最高领导人A.鲍维尔在姬守先的掩护下安全转移，使日本当局对这个国际性反法西斯秘密组织的核心机密知之甚少，直到案件审理的最后，也没真正查清这个组织的派出机关是第三国际还是苏联红军参谋部；其最高领导人A.鲍维尔是俄国国籍还是德国国籍；甚至对其组织的名称也没搞清楚。参与侦办此案的日本军、警、宪、特系统和法院的报告中，有的称其为“国际工作班”，有的称其为“国际特科”，有的称其为“国际情报组”，有的称其为“第三国际红军后方别动队”。报道此案侦破结果的日文报纸，对案件的名称也有“抗日谋略团”、“对日谋略团”、“对日谋略放火破坏团”、“放火团”等多种称谓。
姬守先在一·二八抗战失败后上海沦陷的虎穴狼窝中，机智勇敢地坚守抗日谋略团首脑部的岗位，指挥各地区组织同日本侵略者殊死搏斗达6年之久。他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功绩，永载史册。为纪念革命先烈，教育后代，继承和发扬姬守先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吉林省人民政府于1960年追认姬守先为革命烈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