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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韩对立与东北亚灵活三角外交时代 发表时间:2019年11月14日 | 发表人:

     来源:联合早报

    韩国总理李洛渊应邀出席了日本德仁天皇即位庆典,期间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了会谈,双方表现出了改善关系的意愿。虽然双边关系处于非常严峻的状况,但是不能放任恶化下去。

    日韩关系恶化始于强征劳工的问题,但两国政府都没有表达出解决劳工问题的意愿,双方的分歧依然巨大。日韩关系对立看起来是因劳工问题引发的事故,但是从半个世纪以来日韩关系的发展来看,日韩关系经历着历史性的裂变,并且会对东北亚的冷战结构带来潜在而重大的冲击。

    7月份开始,日韩之间的经济战乍起,相互将对方从自己的出口白名单中剔除出去。两国的对立从经济领域延伸到安全合作领域,韩国出人意料地宣布中止2016年签署《日韩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在李洛渊访日期间,也透露出,如果日方撤回对韩贸易规制措施,《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有可能得到延长。

    可以看到,经济和防务问题已经联系和缠绕在了一起。日韩两国曾在同一天举行了大规模军事演习,而韩国将演习命名为东海领土守护演习,彰显韩国保护包括独岛在内的东海领土的军心,而日本的演习内容则是防止敌军攻占离岛。

    日韩关系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进入了急剧对抗的阶段,这是自1965年日韩签署《日韩请求权协定》以来所没有经历过的。因此,日韩关系的严峻态势并不是偶然,而是历史性的裂变。

    回顾最近一年来的事态可以看到,日韩贸易战源于历史问题,去年10月韩国最高法院就战时强征劳工诉讼做出裁决,判决日本企业做出赔偿。对于这一判决,日方反应非常激烈,要求与韩方组建独立仲裁委员会来裁断,韩国坚决反对。从71日开始,日本对韩国进行出口管制。于是,一轮轮管制将双方推向了贸易战的方向,文在寅总统将日方的出口管制视同经济侵略

    日韩关系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剧烈的变化呢?仅仅是因为劳工诉讼的判决吗?并非如此,根本原因在于日韩关系出现了重大的裂解与重构,东北亚的冷战冰川在消融,可能是新秩序的开始,也可能是无序的开始。

    首先,日韩关系的基础发生了根本变化。日韩关系在1965年正常化的基础是韩国需要实现经济现代化,必须融入到东亚经济发展潮流之中。半个多世纪以来,韩国现代化一直处于赶超阶段。当然,在90年代之后,日本经济低迷,韩国经受住了97年金融风暴,保持了经济增长的态势,加入到了发达国家的俱乐部之中。在新世纪,日韩之间的产业竞争性增强,韩国某些产业超过了日本。日韩经济竞争性明显,日韩关系的初心已经变了,在经济合作压舱石之下的矛盾就迸发出来了。

    历史问题的要害并不是赔偿的问题,而是当年的殖民历史的遗产是不是已经清算了,这关系到日韩两国作为正常国家的认同问题。日本迫切想解决劳工问题、慰安妇问题,超脱既往的殖民历史;而韩国则要清理当年为了经济而压制下来的屈辱经历。

    其次,东北亚的地缘结构出现第二次重大调整,阵营化的地缘安全结构可能瓦解。冷战时期形成了阵营对垒的政治经济结构,1972年尼克逊访华,1979年中美建交实现了东北亚的外交革命,中国超越了冷战的阵营对垒,融入到了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加入到了东亚模式之中。冷战结束之后,东北亚的安全结构依然如故,美日、美韩同盟依然存在,且不断强化,奥巴马政府时期不断撮合日韩合作,推动美日韩三边同盟。

    特朗普上台之后,从多边转向双边,美国优先之下,美国不再关心美日韩合作,而是要从日韩身上赚更多的钱,重新商谈双边贸易协议,重新商定两国承担的美国驻军的军费。更重要的是,美朝领导人三次会晤,尤其是特朗普跨过了三八线;三八线曾经代表着两大阵营的分界线。

    再次,美朝关系变化带来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名义上提升了韩国的外交地位和角色,同时刺激了日本。韩国促成了美朝领导人会晤,但是美韩不对等的同盟关系限制了韩国外交的空间。如果没有相对独立的外交权力,韩国就无法在半岛巨变中扮演核心角色。文在寅的外交政策焦点是对朝政策,日韩失去了一个共同的敌人,吊诡的是,日韩彼此成了敌人;就像亨廷顿说的,国家需要敌人。

    最后,大国博弈打破东北亚的既有秩序,赋予中等国家更多的外交空间。美国退出了《中导条约》,不仅是东北亚,全球战略稳定的基础受到重大冲击,军备竞赛有可能成为常态。中美贸易战不断螺旋升级,牵动着全球经济,基于产业链的全球化秩序面临巨大的挑战,脱钩既是一种趋势,也成了经济战略,安倍从特朗普那里学会了极限施压的战略。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日本对韩国的命脉产品进行管制,都会对产业链造成冲击,全球经济向国家经济倒退。

    在以上重大情势变化之下,东北亚走向混沌阶段,为灵活的三角外交创造了条件。三角关系,简单来说,没有任何两方关系是刚性同盟,也没有两方是敌对关系,双边关系基于利益和议题,也就是说,打破了敌-友的界线。当然,灵活三角关系并不是混沌无序,而是为各方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重大问题提供了条件。

    比如中日韩三方的合作与会晤可以超越经济议题,将半岛无核化也纳入其中,毕竟那关系到中日韩三方切身的安全;从地区秩序构建角度吸纳朝鲜加入到东北亚经济合作之中,等等。灵活三角关系既是一种过渡状态,也是构建新秩序的契机,更是区域内各个国家外交智慧的考验。从近代以来,东北亚国家还没有机会和空间,通过外交自主构建起地区秩序,而现在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窗口。(作者孙兴杰系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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