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廖勤
据日本《读卖新闻》5日报道，日本和德国希望在4月中旬举行外长和防长“2+2”线上对话，重点讨论防务合作。如果付诸实现，这将是两国在二战以后首次举行此类形式的会谈，也是两国继上月签署军事情报协定之后在安全合作上的又一个大动作。
德日战后在防务领域一度保持距离，以免引发联想。现在，两国何以打破“禁忌”，酝酿聚焦防务安全的“2+2”会谈？
填补空白
“2+2”对话最初由美国与其盟友创制，是协商外交尤其是安全保障事务的核心机制。比如美日、美韩上月进行了“2+2”对话。日本也与多国展开这一形式会谈，比如日本与印尼此前举行了“2+2”会谈。
但是，尽管同属七国集团，且由于相似的严谨、精细以及工匠精神被戏称为“德日系”，但德日之间长期以来却从未建立“2+2”对话机制。
日本时事通讯社指出，“2+2”会谈是日德扩大合作努力的一部分。迄今为止，双方合作主要集中在经济方面，今后将拓展至国家安全领域。
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促使德日起心动念，要在这个时候填补“历史空白”？
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员姜锋指出，德国与日本均是二战发起国，对其他国家而言是加害国，双方对关系走近一直持谨慎态度，把握适度分寸。战后，德日在联合国框架内展开全面合作，双边层面则在经济、文化、社会领域展开合作，但鲜有涉及军事安全，特别是对两国防长参与的会谈双方都很谨慎。
然而，现在国际形势发生巨变。德国将中国崛起视为对西方集团或价值观的冲击和威胁，认为与日本有利益契合点。但是，这是在美国鼓励下的战略误判，是没有全面看到中国发展给世界稳定和发展带来的机会。
上海日本学会名誉会长王少普也将德日寻求开启“2+2”会谈置于国际局势大背景下观察：第一，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对德日来说，中国崛起已非局部影响，而是在世界范围产生影响。
《南华早报》分析称，日本此前已与英法建立“2+2”安全对话框架，现在希望与欧盟核心国家德国开启此类对话，显示其有意在传统伙伴之外寻找新的安全伙伴，一则在领土争端等问题上争取更广泛的国际支持；二则进一步加强与欧洲联系，促使欧洲更多参与印太地区事务。
第二，与美国全球战略调整密切相关。美国执着于大国竞争，在其推动下，德日关系得到加强。
重大转变？
就德日酝酿“2+2”对话所释放的信号，天普大学东京校区的政治学教授村上博美表示，考虑到德国与东亚的地理距离，此次会晤“既有趣又意义重大”，再联系德国一系列言行姿态，似乎显示出德国的重大转变。
德国外长马斯曾声称，印太地区将会是德国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去年9月，德国拟定一份新的外交战略，提出印太地区政策指导方针，以寻求增加印太地区参与度。
日经新闻网解读，该指导方针标志着德国的亚洲外交战略正在从以中国为中心转向寻求与日本等国加强关系。
上月，德日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以加强情报共享、武器装备采购等防务合作，终于完成两国首脑在2019年达成的共识。协定将为日本向德国出口所谓防御性武器装备消除一大障碍，也有利于增加德国对亚洲事务的参与。按照德国防长克兰普-卡伦鲍尔的说法，该协定对德日进行真正有价值的合作至关重要。
此外，德国表示，今年8月还将派出一艘驱逐舰前往印太。这艘军舰将在返航途中穿越南海，这将是自2002年以来德国军舰首次穿越南海。
再加上筹划与日本的“2+2”对话，一些评论据此指出，德国的外交政策乃至外交战略正在发生方向性调整——由务实化转向意识形态化，由疏远美国转向亲近美国，由欧洲与大西洋地区转向印度与太平洋地区。
对此，姜锋认为，实际上，多年来，德国一直在尝试调整外交政策。早在默克尔总理上台时，德国就出台文件，尝试在亚洲发挥更大作用，并扶持印度，但后来不了了之；不久前，德国跟随美国的印太战略部署也发布过印太战略文件。因此，德国在印太地区已有很多存在，包括巨大的经济和战略利益，其关注印太，并投入相应力量有一定内在合理性。但是，德国的目的是维护和谋求现实利益，而不是为了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价值观，这些只是借口和旗号。
在姜锋看来，德国与日本开启“2+2”会谈可能还有私心盘算，即与日本形式上联手应对中国，向美国展示一种姿态，以此换取美国在“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等涉及德国利益议题上的“宽容”和让步。
关于德国对华政策，姜锋表示，应该把德国对华政策视为整体看待，很难用理性或不理性来加以评析。2019年1月，德国工业联合会发布对华立场文件，提出“三元一体”的对华政策建议，即将中国定义为合作伙伴、竞争者和对手。随后，这一文件对美欧产生很大影响。文件中的政策取向和态度在德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和一致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