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网
作者：蒋丰、黄文炜、程毅
“日本平均工资原地踏步30年”，经合组织(OECD)近日发布的数据令媒体纷纷哀叹“日本经济发展长期停滞”，而日本工薪族似乎已经习惯工资不涨、物价不增的生活，忘记了经济高速成长年代涨工资曾经是必然的事。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竞选期间提出的“令和版收入倍增计划”，也没有被列入自民党众议院选举的政策主张，有议员质疑它只是用来迷惑选民的“海市蜃楼”。“失去的10年”“失去的20年”“失去的30年”……日本还有几个十年可以失去？
“稳定”是被动承受的结果
今年10月，日本国税厅发布一年一度的《民间收入实态统计调查》，结果显示：2020年，日本人的平均年收入为433万日元(约合23万元人民币)，较2019年的436.4万日元减少0.8%。几乎同一时间，经合组织(OECD)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日本平均工资为38514美元，在OECD35个主要成员国中排第22位。近30年里，日本平均工资仅增长了4.4%，几乎没有太大变化。而美国平均工资增长47.7%，英国增长44.2%，超过日本的十倍。此前，日本工资金额在2015年被邻国韩国超越。
日本《东洋经济》杂志还分析了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公布的最新“巨无霸指数”，日本一个巨无霸售价390日元，相当于3.55美元，而美国的售价是5.65美元，英国的售价是4.5美元，韩国的售价是4.0美元。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各国巨无霸售价与日本的差距，基本跟各国上班族的平均年收入同日本的差距持平。这说明日本上班族的工资不涨，物价也不涨，总的来说就是两个字——“稳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体现国家经济规模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与1990年的数据对比后发现，近30年里，经济规模居世界第一位的美国名义GDP增长到原先的3.5倍，第二位的中国增长到原先的37倍，而第三位的日本名义GDP仅为原先的1.5倍。就连第四位的德国，名义GDP也增长到原先的2.3倍。日本经济增长的缓慢程度尤为明显。从人均GDP来看，在新冠疫情暴发前的2019年，日本在七国集团(G7)中也仅排名第六位，比较靠后。
事实上，日本的这种“稳定”并不是主动争取的，而是被动承受的结果。“工资30年不涨”已经成为日本的社会共识。
之所以会有“工资30年不涨”的说法，是因为2020年的工薪族平均年收入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基本持平。1950年，日本企业员工的平均年薪为12.8万日元，是前一年的108.1%。从那时起，尽管经济增速起伏不定，但日本工薪族的年收入却稳步上升，1971年达到100万日元，1975年达到200万日元，1981年达到300万日元，1989年达到400万日元。
但一切都在1993年陷入停滞，1998年不良债权问题又全面爆发，给日本经济带来严重冲击。从那时起，日本企业不给员工加薪变得司空见惯。1998年，日本企业员工的平均年收入自二战以来首次呈现下降趋势，是上一年的99.4%。 到2012年，日本企业员工的平均年收入已经下降到408万日元，与1989年持平。
近年来，公司员工的年收入有略微上升的迹象。然而，去年以来，由于新冠疫情又导致经济衰退，日本的经济复苏较为缓慢，有些民众担心收入下降趋势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另一方面，收入没有增加，又导致消费无法提升，造成一种恶性循环。看看OECD列出的世界各国的零售额增长情况，2020年，挪威的年增长率位居世界前列，同比增长8.34%。而日本比前一年下降3.26%，在七国集团中排名第六。工资不涨，消费不增，物价不涨，日本正处在一个“不加薪也不买东西”的循环中，“失去的30年”或许会变成“失去的40年或50年”。
最近这两年，面对新冠疫情的挑战，日本社会的贫富差距现象愈发严重。但是面对贫弱者，却出现一种“自己的责任，自作自受”的舆论。比如，“一个人之所以无家可归成为流浪汉，是因为他没有努力”“非正式员工很容易被解雇，也得不到奖金，因为他们没有努力地成为正式员工”“选择家里蹲的人，因为本身不努力”等等，总之，日本社会开始变得不那么宽容，一种“生活不如意都是自己的责任”的论调开始流行。
30多岁的工薪族小川对记者说：“我结婚五年，小孩现在三岁，去年刚买了房子，由于我的工资只是日本平均水平，养家糊口有点难，不得不让妻子也出去工作，白天只能把孩子送到保育园。作为一家之主我很惭愧，没能在经济上撑起一个家。”
企业不解雇也不想涨薪
综合日本媒体的分析来看，“工资30年不涨”的原因之一，在于日本企业不信任银行，主要靠“节流”稳固财务。日本宏观经济学专家、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部的小林庆一郎教授分析称，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就连日本企业笃信绝对不会倒闭的大型金融机构都相继破产，国家对不良债权问题的处理直到2005年才算告一段落，成长率低的企业因为看不到未来，所以不愿意给员工涨工资，大多数日本企业也觉得银行不可靠，只能靠节省人工成本来稳固财务基础，其结果是企业管理趋于稳定，破产数量大幅减少。
此外，小泉政权下的体制改革，大大增加了日本非正式员工的数量，扩大了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因此也有分析认为，日本上班族平均年收入不涨，是受非正式员工的“拖累”，只要做了正式员工，便不用担心收入问题。事实真是如此吗？
2019年，时任经团联会长的中西宏明发表了“调整终身雇佣制”的言论，把真相赤裸裸地展示给了众人。他认为如今的日本企业不够强大，即将无法维持终身雇佣，也无法为员工的未来负责。2021年10月，三得利控股社长新浪刚史也提出“45岁退休制”的言论，引发众怒，但也暴露出日本企业的“真实面目”——快要撑不住了。
近年来，日本经团联也在积极呼吁上班族发展副业和兼职，一直很重视员工忠诚度的日本老牌企业也纷纷响应。表面上的说法是提高员工的社会参与度，提高工作满意度，背后原因则是日本的终身雇佣制已经到了崩溃的界限。“企业已经无法保障你们的收入，不如你们去外面赚钱吧”——这才是日本企业的真实想法。
在日本一桥大学名誉教授野口悠纪雄看来，“安倍经济学”在提高日本企业员工收入方面发挥了副作用。在“安倍经济学”开始前的2010年，巨无霸在日本的售价相当于3.91美元，高出当时美国的3.71美元和英国的3.63美元，当然也高过韩国的3.03美元，而现在日本的工资与物价同时下跌，所以野口认为，日本人其实是在“安倍经济学”实行期间急速转贫的。
《东洋经济》分析称，“安倍经济学”的日元贬值政策使日本企业能够持续获利而不必改革其公司结构，是工资没有上涨的原因之一。此外，由于占日本国内生产总值70%的中小企业的数字化程度低于其他国家，无法产生高附加值，而且浪费了很多时间从事繁琐的事务性工作，形成无利可图的局面。而且中小企业被大公司剥夺了价格决定权，也无法向员工支付高薪。
最近几年，由于日本劳动力短缺，导致工作量增加，所以上班族们感觉干得更多了，却赚得更少了，难免感到不平甚至不满。日本综合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中心所长石川智久在接受采访时强调，工薪族在关注他国工资上涨的问题时，也不能忽略失业人数的激增，这是最为关键的。“美国和其他国家，近年来工资呈现上涨趋势，但失业率也在直线上升，员工很容易被解雇。韩国也在 2018年提高了最低工资，这导致失业人数激增。日本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以不加薪的形式来维持雇佣，不会轻易给员工加薪，但也绝对不会解雇。”不辞退也不解雇，导致日本企业的人才流动性小，所以只能降低工资水准，维持着一种“安定雇佣”的状态。
在日本，企业工资还与工龄直接挂钩，随着年龄增大，工资逐渐增多，而不管员工的能力和做出的贡献如何。企业解雇员工往往也不容易，因为以能力差解雇员工而被告到法律机关，企业大多会败诉。其实，日本的工资体系缺乏灵活性。在成果与收入挂钩问题上，业绩好的时候加了工资，但是如果之后业绩都不好，也很难再下调工资了。这样也会影响其他人的工资。
到手的钱实际上变少了
“工资30年不涨”实际上早已引起日本民众的不满。日本NHK电视台网站不久前采访了多位日本上班族，他们均就此表达了无奈。一名50多岁的中学教师对记者表示，“在过去30年，完全没有感觉到工资上涨，反而是保险费、交通费涨幅巨大。”
还有一名40多岁的出版社编辑失望地表示，“工作量在增加，但始终没看到工资在增加。”此外，在日本社交网络上，也有不少网友吐槽日本虽是发达国家，但工资水平显然无法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提并论。
在日本，一种普遍情况是，名义上的工资虽然有所增加，但是到手的钱减少了，这是因为各种社会保险的金额增加了。比如，假设某人月工资36万日元，但是到手的只有27万-29万日元，即使年收入1000万日元，到手只有600万-700万日元。这十几年，日本的税金和保险费用在不断提高。
据日本总务省的调查，2020年一个家庭月平均社会保险费支出金额为57223日元，这一数字在2006年仅为42221日元，14年就增加了15000日元。需要强调的是，根据日本内阁办公室从家庭调查中整理出来的数据，45岁-54岁的人群缴纳税金和社会保险费最多，占实际收入的20%左右。
日本的社会保险费主要包括公共养老金保险费、健康保险和护理保险费。虽然这是不得不支付的费用，是为了应对将来的养老金或健康问题所需，但每月6万日元的费用对工薪族来说是相当大的负担。
尽管日本企业大多采取不加薪但也不解雇员工的经营模式，但日本年轻一代却对未来越来越没有信心。据日本TBS新闻网报道，日本年轻人对于今后生活的消极情绪在滋长。一名20岁的上班族在接受采访时称，“如果我要买车的话，每个月就必须还3.5万日元。那么在接下来的几年，我根本存不了钱。”另一名20多岁个体户大森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他大学毕业在公司干了两年后就辞职出来创业了，“看到父辈们工作到退休也不过是一份只够糊口的工资，我决定还是自己独立干事业。我有电脑设计特长，可以接活搞各种设计，从菜单到店面布置设计都承接。当工薪族太无趣了，个人干自己决定收入，感觉挺好的。”
“岸田首相正推出‘令和版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我很期待，希望能让普通国民的工资有明显提高。但最终能否实现这样的计划，我其实还是有些担心的，毕竟疫情之下的日本经济不是很景气。”一名37岁的日本友人对记者表达了担心。
庆应大学专门研究宏观经济的教授小林庆一郎对NHK电视台说：“从大的方面来看，近30年日本的物价没什么变化，工资也保持在相似的水准。而其他国家的物价大约为30年前的两倍。日本已经成为一个‘廉价’的国家，出租车和酒店价格亦是如此。在美国，有企业倒闭，马上又有新企业诞生。但日本是稳定的，因为没有淘汰，但是没有进化可以被视作一件坏事。”
另一方面，在企业难以提高工资的时候，政府的作为很重要。小林称，“与其他国家相比，政府用于支援儿童保育的预算很低，应该加以改进。我们需要一个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向那些生活困难的人分配资源，以及增加对高收入者的征税，来纠正收入差距。”
当前，日本正处在加快产业链重塑、推动数字化转型的转折点上，以期解决劳动力急剧短缺和提高生产力的问题，但显然日本在全球人才竞争中已经落后，不少高端人才纷纷带队投奔中国。如果不能解决待遇问题，人才流失势必会成为日本的重大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