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联合早报
英国首相苏纳克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月11日在伦敦签署一项“意义重大”的新防务协定——互惠准入协定，被视为英日一个多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协定。它允许两国规划和开展更大规模、更复杂的军事演习，并相互部署军队。英国成为第一个与日本签订此类协议的欧洲国家，日本与澳大利亚也有类似协议。英国作为域外大国对亚太地区的军事深度介入，将引发严重的“破窗效应”。
首先，这一军事协定折射出亚太政治军事格局的几大变化：
一、美国主导的轴辐式联盟领导体系，转向盟友共同主导的模块化合作体系。
几十年来，美国在亚洲的联盟一直通过轴辐式模式联系在一起。随着中美博弈加剧以及带来的分庭契机，包括日本、英国和澳大利亚在内的一些美国盟友开始试图充当枢纽，承担起权力链主角色，改变从属关系。《互惠准入协定》是日本与美国以外的另一个国家的首次此类交易，是英国摆脱欧盟束缚，进军亚太的明确信息。对于两国而言，协议意味着两国进入到军事战略自主和对美战略对冲的实质阶段。
此外，日本正在与英国合作共同开发下一代战斗机，标志着日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首次在美国之外开展重大工业防御合作。美国盟友正在积极推进以美国主导的“核心—边缘”的轴辐式联盟领导体系，转向盟友共同主导的“核心—核心”模块化合作体系。
二、欧洲国家布局亚太呈现“德英日澳+”和“法印+”两条路线。
日本和英国军事合作的加深，意味着日本可能最终会加入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三边联盟的AUKUS集团。同时，法国对AUKUS集团秘密成立，以及对它的军售合同被替代的不满，促使其转向战略盟友印度。两国的合作也日益加深，法国甚至考虑向印度转移70%的“阵风”战斗机生产线。
此外，德国也在不断靠近日本，如德国战机二战之后首次飞抵日本军演、日德“2+2”会谈机制的确定等。正如《读卖新闻》前驻德记者宫吉指出：“在日本眼里，德国是世界上少有值得信赖的伙伴之一。与德国的协调与合作对日本应对俄罗斯和中国非常重要。”对印度来说，英国、日本总是被认为与美国联系在一起，与法国合作会比同英日的合作更加容易。同时，法国在战略上强调与印度类似的自主独立立场。
三、亚太格局将以“二元对立、多极发展”为特征。
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明确遏制，决定了亚洲局势将以中美二元战略博弈为核心，但是中美博弈所带来的战略崛起空间，为其他大国如印度、法国、英国、德国等提供了契机。它们不会选择完全倒入美国阵营的策略，而是一边鼓动并配合美国对华行动，同时利用美国庇护和盟友抱团，加速中间地带空间的建立。因此，未来的亚太格局将以中美二元博弈为主要特征，同时印度、法国、德国、英国等大国对亚洲事务的参与力度也会不断加强；中国将同时面临遏制压力和平衡压力的双重压力。
此外，日英签署军事协定带来更多外溢影响：
一、德国、意大利、加拿大等域外大国将效仿英国加强亚太军事存在。
亚太地区逐渐成为全球博弈的中心点，参与其中也是其他大国显示身份的一个重要途径，但是对中国的忌惮以及对自身实力的担心，导致这些国家犹豫谨慎，如加拿大一直对印太地区有极大兴趣，但其“印太战略”一直秘而不宣，直到最近才出台。随着英国大胆推进与日本这些国家的合作，尤其是军事合作，合作的密度、强度不断加强，以及“全球英国”身份的提高，其他国家势必不甘其后，纷纷采取比较激进大胆的行进措施，尤其是在军事合作方面。
二、“贸易北约”“军事北约”继“网络北约”后，开始被移植到亚太地区。
在“贸易北约”方面，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正试图建立一个将中国排除在外的以西方为核心的全球产业链。尤其是通过对印度、越南的产业转移以及自贸区的谈判，它们对替代中国成为核心产业节点的诉求，也大大加速了“贸易北约”的推进。在“网络北约”方面，随着韩国、日本先后加入北约网络防御中心，澳洲提交加入申请，围绕俄罗斯、朝鲜和中国建立的“欧美网络分支”“东亚网络分支”和“印太网络分支”共同组建起亚洲“网络北约”。在“军事北约”方面，美英澳AUKUS的建立、日英签署军事协定以及日德军事关系的加强，都显示出“贸易北约”“军事北约”继“网络北约”后，正开始被移植到亚太地区。
三、美国以外大国势力的“第三国合作”，将加强对中国的挤压态势。
在支持美国的同时，日、英等大国都有自己的利益。与西方声称这些联盟是对中国“侵略”的必要回应，或防止“今天的乌克兰变成明天的东亚”相反，他们的联盟试图推进在整个地区投射他们力量的能力。对于美国而言，虽然“第三国合作”不利于加强美国领导权，但可以解决盟友“选边站”的困境，避免盟友倒入中国阵营。
对于地区大国而言，战略自主与联合可以加大对华关系的筹码，要求更多利益的分享和势力范围的划分。对于中国而言，“第三国合作”一定程度缓解美国联合盟友对华的直接遏制压力，但是这些国家平衡压力若处理不善，容易转化为遏制压力。
日英军事协定会导致严重的“破窗效应”，加、德等域外大国纷纷跟进，而印度、日本等国也在中美之间有了“第三条道路”的选择。从主动构建和被动接受方面来看，对于他们而言都是双赢方案，他们可以不在中美“选边站”的要求下，自由展开战略自主对话与合作。对中国而言，一方面，既要考虑如何破解来自美国的战略遏制和打压；另一方面，也须要考虑如何破解其他大国之间的战略合作等平衡行为所带来的势力范围挤压。（作者杜志远是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