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评网
作者：郭至君
中评社北京11月12日电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副研究员罗欢欣日前在北京参加了以“石破茂当选首相与中日关系未来走向”为主题的中评智库思想者论坛并进行了发言。她说，短短40多天内，石破茂经历了勉强当选、被迫辞职与再当选的一波多折，终于在11日的指名选举中再次胜出，成为第103任日本首相。但是，由于弱势首相的根本情势未能改变，其新内阁的执政施政仍然需要克服重重阻力，需要接受严峻考验。
罗欢欣说，整体而言，石破茂领导下的日本政治与外交走向，充满变数。但是，如果将法治情势作为一个参照系，可以在高度不确定的变数中，找到一些可循迹象，归纳出一些规律性趋势。中日正常外交关系的发展，是二战后国际法治秩序得到稳定维护的结果。回顾日本往届政府，其首相的政治抱负与个人能力，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日关系，但首相的作用也有其限度，特别地受限于国际国内的法治条件。
罗欢欣表示，二战后，日本被套上了“和平宪法”的法治枷索，以惩治其战争罪行并防止其军国主义复苏。美国趁此又与日本订立安保条约，以“安保同盟”的名义，留下了以军事基地控制日本并插足亚太区域的楔子。这一正一邪的两套法治枷索，使得日本即便已经成长为经济与科技强国，但仍然并非完全的“正常国家”，尤其难以在政治军事上摆脱美国的影响。战后日本的历届首相，几乎都围绕着如何处理或摆脱这两套法治枷索而展开施政目标。石破茂上台后，短时间内作出了一些虚实相间的表态，很大意义上，也是在试探法治底线，寻求是否以及如何突破上述枷索的策略与空间。
其一，对“和平宪法”法治底线的试探与突破。1945年日本战败后，在投降书中明确承诺“接受《波茨坦公告》条款”，而《波茨坦公告》又明确规定“《开罗宣言》必须实施”。所以，《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被纳入《日本投降书》，其内容构成战后约束日本的重要的条约法规则。不久后，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即督促日本起草并通过了“和平宪法”（1947年生效），规定日本“永远放弃把利用国家权力发动战争、武力威胁或行使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此目的，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以期用法治手段，消除日本军国主义复燃的可能性。
然而，日本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试图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到2015年安倍执政期间宣布解禁集体自卫权，特别是到2022年岸田任内出台“安保三文件”后，“和平宪法”开始进入要被架空的快车道。这一危险的“法治”破局，事实上与美国的战略捆绑息息相关。“安保三文件”将中国定位为“迄今最大战略挑战”，将中国台湾地区定位为“与日本共享基本价值观的重要伙伴和朋友”。这与美国在当年10月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将中国定位为“美国最重要的地缘政治挑战”高度契合。
日本亦步亦趋地追随美国的战略转圜，加深两国的同盟捆绑，是日本弱化“和平宪法”的主要缘由，并非日本首相一己之力的推动完成。只是，日本似乎要“借力打力”，借“助攻”美国反华战略之名，行推进其自身强军战略之实。2023年，日本在石垣岛、与那国岛及宫古岛等地增强军力部署，刻意制造台海周边紧张局势，投巨资研发远程攻击武器，全面提速其海空装备升级步骤，对防卫力量进行“根本性强化”。石破茂上台前后抛出的“亚洲版北约”等构想，本质上是对强军战略的延续，是对“和平宪法”法治底线的进一步试探。
其二，对日美安保同盟关系的维系与革新。对于日美安保同盟关系的处理，含石破茂在内的日本多届日本首相的态度与作法，往往具有矛盾性。譬如，石破茂一方面尖锐性地声称安保条约是“非对称双边条约”，日本作为独立国家，在大多数场合对美军驻地的军人军属没有警察权，这有些像中国过去被迫接受的列强“治外法权”，从而要求修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另一方面，石破茂在实际层面的政治与军事政策，并非弱化，而是延续“安保三文件”，以建立“对等同盟关系”、“对等驻军”等创新的概念和方法，继续强化日美同盟。
当然，“治外法权”“对等同盟”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表达出了日本民众对驻日美军的真实的态度和不满。石破的共情，既是其争取选票的方式之一，也代表了他一定的真实意愿。但是，其行为策略为何又不秉持真实意志？这似乎是日本在摆脱美国的从属地位这一问题上，长久存在的矛盾与无力感的体现。毕竟，美军基地在日本的庞大存在及其对日本政治经济的深度控制，远非个人英雄主义的领导者可以在短期和常规状态下完成的。
囿于日美安保体系的坚固捆绑，日本的政治野心，往往只能在维系该体系的基础上做有限努力，从而在政治表达上呈现“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奇怪面貌。石破茂上台前后的部分表述就有明显差别，需要对其“实的一面”和“虚的一面”加以区分。其有关要到美国属地关岛进行“对等驻军”的言辞，可能只是呼应或配合美国战略调整的一种新型方式。因为不久前，美国从琉球群岛等地撤离了数万军队至关岛，有意加大对第二岛链的防守。
其三，历史反省的不彻底与日本军事野心的复活隐患。虽然石破茂在上任后宣布不会参加“靖国神社秋季例行大祭”，但10月17日，他却向靖国神社供奉了名为“真榊”的祭品。这让本来对石破茂心存好感和期待的诸多中国民众大失所望。石破茂以“小祭”代替“大祭”的做法，从积极层面看，是他在运用政治平衡技术，既照顾到右翼情绪，又在一定意义上表示出其对参拜靖国神社的否定态度，释放了在历史问题上与邻国缓和关系的小信号。但其消极意义更明显，至少说明日本的政治圈层，始终未进行彻底的历史反省，未完全心甘情愿地同军国主义切割，没有完全形成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与信心。
罗欢欣指出，二战结束已近70年，日本对靖国神社中供奉的甲级战犯，仍然进行各种形式的尊敬和祭奠。包括中国在内的邻国之所以对此尤其敏感，不仅关乎历史情感，更因为它传递的价值观念存在危险性。因为，除了不放弃在靖国神社“拜鬼”，日本自“安保三文件”出台以来，还提出到2027年把防卫费的GDP占比从约1%提高至2%以上。其新战略中规定的2%的目标，以及日本防卫计划中提出的五年支出43万亿日元（约合3150亿美元）的计划，将使日本的军费达到北约的标准。
石破茂的政治兴趣，也更偏重军事国防议题，其历史抚慰与文化亲和似乎主要体现在表面。早在2012年，时任防卫大臣的石破就提议将日本自卫队升格为国防军。2024年，在竞选自民党总裁时，他仍然坚持将日本自卫队升格为国防军的主张。考虑到他甚至提出了应当共享核武器来建设“亚洲版北约”的激进观点，如果能长期执政，不排除有将强军政治推向极端的可能。
罗欢欣表示，在这个意义上，不管日本首相如何更迭，中国都需要密切防范日本乘世界变乱之势，复活军国主义的冒险思潮。新时代新征程，中日两国进一步深化互信，加快积累排除外部霸权干涉的条件和势能，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寻求两国间真正的利益共识，共同建设长久和稳定的友好关系，是当务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