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联合早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1月17日在曼谷举行会谈，这是中日领导人时隔三年首次直接互动。中日作为全球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又都是本区域和世界重要国家，会谈对双边关系和区域都是积极的安心信号。与此同时，中日一些老问题仍然是影响双边关系的突出障碍。此次中日领导人曼谷会谈也与11月4日德国总理朔尔茨对中国进行访问，形成鲜明对比。
德日比较视角下的日本自我认知
为什么朔尔茨对中国进行了访问，而岸田则是在第三国和中国领导人会谈？日本作为中国近邻，又是亚洲唯一的西方国家，作为沟通西方和中国之间的桥梁符合日本战略利益。按理说，中共二十大后第一位访华的西方国家领导人应该是日本而不是德国。从历史上看，日本也曾起到这样的桥梁作用，例如1989年政治风波后西方国家制裁中国，日本在七国集团（G7）领导人峰会上主张对华接触，当时的首相海部俊树也是首位访华的西方国家领导人。
笔者认为从外因角度看，在日美同盟下，日本受到的美国战略压力比起有欧盟庇护的德国大得多，战略自主空间受限更大。作为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盟友，双边同盟的一对一结构下，美国的战略方向直接对日本呈现直线式压力。近年来，美国对华关系朝着意识形态化、对抗、遏制和打压的基本方向推进，日本领导人想在对华关系体现战略自主，会被美国怀疑，还会受到国内保守力量攻击，因此战略追随美国便成了“理性选择”。
但从内因角度来看，笔者认为日本的自我认知在过去10多年出现了较大变化。日本日益强化作为G7在亚洲的唯一国家，要成为西方在亚洲无论是地缘政治还是意识形态上和中国形成对照物的自我认知。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英国“脱欧”等西方国家出现所谓民主危机和民粹主义抬头时，日本保持了政治和社会经济基本稳定。日本开始认为自身才是真正的民主国家优等生。而美国的相对力量减弱时，西方对应中国崛起课题的重任就自然落到日本身上。
因此我们看到日本在过去这些年，在G7等国际场合对中国批评积极主动，在一些亚洲的多边场合针对中国的表态也很突出。这就不是美国战略压力所致，而是主动选择的结果。因为日本的自我定位不再是成为西方和中国之间的桥梁，而是成为西方在亚洲的代表，在中国问题上做西方和除中国之外的亚洲国家的桥梁。这种思维下，日本对华政策的主基调自然就以“防范”为主，保持距离的有限接触也就成为首选，这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日本首相不积极访华，而是选择第三国会见中国领导人的原因。
以增量改革方式改善中日关系的必要性
从上述分析看，日本在开展积极对华政策的思维基础不足的情况下，过度期待中日关系大幅改善并不现实，但这不意味着中国对日接触政策就没有意义。对日本来说，中国是最大邻国，也是巨大的商机，高度对抗中国的政策是不可持续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分歧的挑战会一直存在，首先是要承认这种分歧和挑战，充分估计到务实合作将不可避免受到这些因素的干扰。
中日关系发展要在两条主线同时展开。第一是要管控具体的、容易出现摩擦甚至冲突的问题，例如领土、海洋，这主要是危机管控措施，止损的工作；第二则是在维持两国关系基本面稳定的同时，在全球以及地区课题上的合作，这是做加法的工作，也就是开辟第二战场，做增量工作。
首先，此次中日峰会就是双方领导人在过去一年通过各种渠道积极互动，相互释放善意积累的基础上实现的。领导人对双方关系重要性和共识性政治意愿的相互确认，就是极为重要的、以增量改革方式提供政治引领的体现。去年10月8日，岸田当选首相后，中日领导人进行电话会谈。习近平赞赏日本新政府重视保持两国高层沟通，提出推动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岸田提出共同努力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的、稳定的日中关系。双方领导人那次电话会谈实际上为中日关系的发展奠定基调，可以看到此次会谈对中日关系发展方向的定位的表述都保持了连续性。
中国的“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与日本的“建设性，稳定的日中关系”尽管表述不同，但体现对中日关系重要性的高度政治共识。这也是为什么中日峰会后，双方发表的就稳定和发展双边关系达成五点共识中的第一条就是这个内容。进入2022年，尽管中日关系受到不少杂音冲击，但双方高层沟通仍然继续，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电报外交”。
2022年7月，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身亡后，中国国家主席、主席夫人和总理的三份唁电起到很好的外交效果。尽管安倍在日本国内外颇有争议，但中国以高度实事求是的态度肯定他任内为中日关系改善做出的贡献，体现中国领导层要搞好中日关系的坚定政治意愿和宽广胸襟。9月初，岸田对中国四川甘孜地区发生地震向中国领导人发去慰问电。9月29日，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双方领导人互致贺电。10月25日，岸田就习近平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以日本自民党总裁和首相身份发去贺电，再次表达要加强高层沟通，向两国民众和国际社会指明日中关系发展方向，大力推动构建建设性、稳定的日中关系的意愿。
第二，扩大两国关系的社会和知识基础，让更多人关心、参与并受益于中日关系的稳定和改善。民调显示中日双方相互认知很不理想，但民意很复杂，也是易变和可变的。中日保持高层沟通就会对双方各界传递积极信号，激活双方在过去50年来建立的大量交流合作机制。有过直接接触中日关系经历的人，就会关心，而从中受益的人群则会希望关系向好。中日经济互补性强，地理相近优势，在养老保健、气候变化、公共卫生、数码经济等很多新领域有广阔空间，把蛋糕做大，社会基础就扩大了。
中日关系还要重视知识基础扩大的问题。很长时间里，中日关系研究似乎更多是日本的中国专家或中国的日本专家的工作。然而在新形势下，各个功能性合作领域的专家更多地参加到中日关系的研究和讨论中，让他们提供新视角，对于从多角度多层次丰富对中日关系的理解具有重大意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将全球治理和中日关系结合起来，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也最有潜力。换言之，中日关系要解决信任赤字问题，就要解决社会赤字和知识赤字的问题，中日关系的社会和知识基础的两个强化，反过来会推动政治领域的互信增加。
增量改革中日关系，并不能够直接解决双方的老问题，但可以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上，减少这些问题在整体关系中的存在感。中日关系走增量改革之路，不仅有利于双边关系，也应该为世界提供两个相邻大国建立新型关系的新思路。（作者张云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柏林自由大学高级访问学者）
